纳张元曾经写有一篇题为《走出寓言》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闭塞、落后的彝族村落从民国到当下数十年的变迁。小说以寓言的方式，讲述的却是“走出寓言”的故事，作家试图以“走出寓言”的方式来探讨文化传承中的积重难返以及对“走出”这一行动的复杂思考。而如今，年轻一代的作家又再一次将文学目光指向了历史烟云深处，只不过他们此时又面对着另一种焦虑，即如何跳出代际的共性标签，以及摆脱被别人“书写”的尴尬，从“别人眼中的自己”转向“自己眼中的自己”。在当下文学场域中，诸多年轻的少数民族作家都对这些问题有着多样的回应，在这其中，“80后”彝族作家英布草心以其诗性的语言质感和厚重的历史纵深感展开的新思考，在年轻一代中无疑是耀眼的。
如果我们仔细梳理一下英布草心的创作，就会发现他一直在坚持着以自己的文学方式来进行民族志式的写作。他的目光聚焦于对彝族历史的追寻，从第一部长篇小说《玛庵梦》，到之后的“彝人三部曲”，其小说中蕴藏着的都是以文学为彝族立史的雄心。现在，英布草心又在自己的新作《归山图》中继续着他对历史的深情讲述。
小说的叙事是从司楚毕摩的漫长独行开始的，“上图”写司楚的出发与寻找，“他一路走啊走的，也不知道走了多久，更不知道走到哪里”。在这场长途跋涉中，作为毕摩的司楚带着法杖、经书走在绵延的大山间，漫无目的但又始终向前。他试图找到自己的过往足印，每经过一个山寨、村落，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
如果小说所讲的故事以这样的行走继续下去，那么小说很有可能会陷入内在叙事与外在思考的重复，但显然英布草心的意图不止于此，他还有更大的雄心。于是，我们又看到了作家在“下图”中以沙果为中心，从一个小个体的所闻所见中敷衍出一整段古莽山中的大历史。在这段讲述中，沙果不断地以各种身份出现在不同的故事中，看似散乱无章，但实则串联起了古莽山的恢宏历史。
离开一个地方，是为了去寻找另一个地方，也就是自己的故地，可兜兜转转一生，才发现那个自己离开的地方恰是回归之地。当你迈步跋涉之时，实际上也就踏上了对归途的寻觅。这一“行走”的姿态本就内蕴着对目的地的求索，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小说的结尾也就是故事在结束之际又回到了开端，司楚毕摩想要找寻到自己的来龙去脉因而踏步前行，但只有往“回”走才能够找到自我。如此一来，司楚的独行与寻找，以及最终落脚于古莽山，这样的一段行程构成了一次出与进、离与归的人生纠葛。在这样的循环连接中，厚重历史浮出水面，作家的文学雄心也于此流露。
如前所言，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们在被视为新生文学力量的同时，也面临着新文学语境下的困境，即他们既需要摆脱一种在整体“80后”文学语境之下的标签，也承担着民族文学发展的重任。从这样的视角审视就会发现，英布草心内嵌于自己文学叙事中的故事讲述，不论是作为文学的形式抑或内容，都有着特别的意味，这样的尝试也是贯穿于他一直以来的写作中的。
本雅明认为：“讲故事者有回溯整个人生的禀赋。他的天资是能叙述他的一生，他的独特之处是能铺陈他的整个生命。讲故事者是一个让其生命之灯芯由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人。”本雅明所强调和珍视的是那些在人们口口相传中复述、传承的故事所具有的灵动与生机。那么，编织出这幅“归山图”的英布草心自然也是有着同样追求的一位“讲故事者”。在小说《归山图》中，不论是“上图”的司楚毕摩还是“下图”的沙果，他们都在不断地走入别人的故事以及为别人讲述故事。有意思的是，这些故事往往又都相互穿插、交织在一起，核心则是这两位人物：司楚、沙果。有意思的是，在“下图”中，沙果在古莽山中看似浑浑噩噩的一生，实际上却交错着不同的身份，他以不同的名字和身份经历着诸多的故事。但这样的错综复杂始终指向着一个终极目的，那就是司楚和沙果共同的寻找——前者往“回”走，后者向“内”看。也就是说，不论是叫沙果还是弥帝虎、阿穆轲，那么多或清晰或模糊的身影都在同一条命运线上奔跑，要去找到真正的自我，回答名字背后“何所来”“何所往”的困惑。
名字的繁多在文本中构建起来的是多维的故事，故事中的主人公沙果也因此在一个单一的个体之上承载起了无数故事的集合，而这样的书写是立体的。与这样的立体集合相对应的是故事的讲述存在于文本内外两个维度：文本之外，作家选择成为一个现实中的“讲故事的人”，并以建构故事的方式——小说创作——来重现民族文化和历史的图景，小说的进行也是故事在讲述；而在文本之内，我们又会发现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讲故事的人”，他的讲述就存在于小说的叙事之中，沙果、司楚在为别人讲故事，同样，他们也活在别人的故事之中。
这些散发着野性、神性的故事当然是从英布草心所守望的民族文化中繁衍出来的，在对这些故事的复述中，作家和自己笔下的人物一起经历着离去与归来。故事从古莽山开始，又再回到古莽山。如果说“彝人三部曲”是英布草心书写民族志这一努力的完整呈现，那么《归山图》则可以看作是一次回顾和总结。厚重的笔墨与锐利的文学实验，在这里淬炼出了一位年轻作家的文学赤诚与雄心壮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