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一直有极大的阅读兴趣，主要的原因是这个领域非常难写。当代文学70多年，可能只有“乔厂长”一个时代，其他时代的文学几乎没有工业题材的份额。这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这个题材难写的程度。大概是在上世纪80年代，水运宪创作了中篇小说《祸起萧墙》。小说甫一发表便引起强烈反响，水运宪和他笔下的人物傅连山，发现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篇小说也使那时引领文学风潮的“改革文学”一改人物的“强势”或“超人”模式，在丰富和扎实的现实生活中，表达了新时期工业题材进入文学纵深的可能性。这一点，水运宪是有文学史贡献的。

《戴花》是水运宪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讲述20世纪60年代末期中国现实的作品，其写作难度是可以想象的。但读了这部作品之后，我还是被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所打动。小说写这个年代一群大学毕业生被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学习实践。按照当时的政策，无论他们学的是什么专业，一律要下到车间当学徒工。主人公杨哲民被分配到翻砂车间熔炉班，成为车间老工人莫正强的徒弟，也成了一名劳动强度最高、危险最大的炉前工。莫师傅文化不高，大大咧咧，几乎“乏善可陈”；一个大学生成为一个大老粗的徒弟，杨哲民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杨哲民发现师傅并非等闲之辈，他外粗内细，为人善良；再相处一段时间后，杨哲民又发现，莫师傅不仅主观武断，而且争强好胜。他内心里真实想要的，是戴一朵大红花。在劳动节的晚会中，他倾情领唱《戴花要戴大红花》，唱得热泪盈眶，甚至感染了所有的人，台下台上两千多人一起合唱。莫师傅也一样，他刚见到杨哲民时喜欢得不得了，“民儿民儿”地叫着，甚至请他到家里吃饭。倒是莫师母看出了些许端倪：收一个正规的大学生做徒弟，说不定哪天就打你的翻天印——“翻天印”就是徒弟造了师傅的反。莫师傅喜欢杨哲民是真实的，他忌惮杨哲民打他的“翻天印”也是真实的。他甚至情不自禁地想过，杨哲民“你到底是革技术的命，还是革我的命”？他怕的是杨哲民赶上自己，成为劳模。于是，他甚至在杨哲民成长道路上设置障碍。他们是师徒，但也是对手。在这对师徒身边还有各种不同的人物，有同学之间产生的情感关系，有陷入不可理喻的复杂纠纷等。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但对于杨哲民、姜红梅们来说，那是一段挥之难去的青春岁月，也是充满了理想和激情的过去。《戴花》主要故事展开的空间并不大，基本是在一个车间里。但对小说来说，这个车间就是一个“小宇宙”。在这个“小宇宙”里，“戴花”是响彻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水运宪仍警醒地说，他的小说不是要向年轻人传递什么“精神”，尽管那个时代已经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他就是要写好故事，写好故事里的人物。

应该说，小说主人公对职业精神的专注、对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人与人之间基因复制般的真心相爱，也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和共鸣，这一点，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它的价值。特别是小说结束时，当杨哲民从市劳模会上回来后，他第一时间就去了师傅莫正强的墓地，将自己身上的绶带和大红花一起系在了墓碑上，师母让毛妹子将印有劳动模范的搪瓷缸子和白毛巾也都放到墓碑底下。用荣誉祭奠一个心心念念不忘当劳模的师傅，是所有人对莫正强的尊重，也是小说体现出的最鲜明的时代性。

最近，批评界在讨论文学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虽然文学性从乔纳森到雅各布森都没有说清楚，而且至今仍是一个不明之物，但是，文学性肯定是存在的，就像现代性、历史性、音乐性、戏剧性等一样。文学性应该是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我们将文学中有内在力量的、有生气的、有潜力的存在呈现或打捞出来。这个过程当然是一个对话过程。在我看来，文学性虽然有很多可以阐释和添加的新的元素，但也有不变或相对稳定的文学元素，比如典型性、情感性和时代性。《戴花》中鲜明的时代氛围，应该说是小说文学性的一大特点。上世纪60年代已经是遥远的历史，如何书写或还原时代氛围，是对作家的一个极大的挑战。水运宪虽然是这段生活的亲历者，但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毕竟不同于话语讲述的年代。特别是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那段历史被各种叙事描摹得色彩斑斓，油画般地涂抹了无数层油彩，这一“历史化”过程也一定会影响到作家的思绪和立场。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水运宪在最大程度上保有了他对那个年代的原初记忆。这个时代氛围是在会场、车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物件、奖品、饮食、衣着、节庆中得到呈现的。那个时代存在着极大的问题，改革开放就是对那些问题的修正。但是，作为文学作品，对那个时代生活的反映、表达，对作家来说同样义不容辞。这也正如水运宪所说：“戴花要戴大红花”，这句话反映的正是那个年代人们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神气质。虽然历史不可复制，但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激情书写。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应该是一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在《戴花》的精细描摹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不同的生活面相。一方面，是莫师傅对杨哲民说的“一起进步”，不能说不诚恳。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师傅没有太深的心机，他只能用时代的流行话语表达他在“时代中”，类似的场景或对话在小说中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莫师傅与家人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骆科长、姜红梅，特别是姜红梅对杨哲民的爱情，小说写得酣畅淋漓。或者说只要回到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就是过去生活的自然延续，衣食住行依然如故。这又告诉我们，生活的观念是顽固而难以改变的。观念意义上的生活，只改变了生活的表面而不能改变生活本身。这是《戴花》的一大发现，也是小说的力量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水运宪的小说就是植根于生活的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与其说《戴花》是书写历史的小说，毋宁说是水运宪是在诚恳地与历史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