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戴花》这部小说，始终伴随在耳边的那首通俗歌曲《戴花要戴大红花》却余音缭绕，不绝于耳。我喜爱音乐，贝多芬、柴可夫斯基都是我心中的泰山北斗。但是我必须承认，驻留在我心中不可替代的“命运交响曲”只能是那首“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原因非常直接，在现实世界中，那首歌曲曾经实实在在地与我的人生命运交织在一起。此生此世，绝然挥之不去。

创作这部小说的初心发端于40多年前，却一直未能动笔。改革开放的进程十分迅猛，商品经济时代突如其来，文化的多元性被无限放大，难免让人困惑甚至迷失自己。艺术出轨于资本，娱乐化潮流强势碾压了文化市场，传统写作一度苟延残喘于边缘一隅。文学作品的社会责任与艺术的恒定价值，也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质疑与挑战。所幸，自己的信念和定力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厚积于心的那些题材不仅没能淡忘，反而糅合愈加稔熟。在我看来，文学作品写得好不好至关重要，题材过时不过时的问题却并不重要。

回望刚刚过去不久的那个火红的年代，在一穷二白的日子里，万众一心奋勇争先的精神气质感天动地。那是一道民族复兴的钢铁脊梁，也是一段崛起时代的国家记忆。虽然历史已不可复制，但是那个时代的雄伟进程、人民大众艰苦创业的燃烧岁月、改天换地的豪迈气魄，永远值得我们激情地书写。讲好那个年代生动鲜活、感人肺腑的中国故事，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我相信，从那个时代打拼过来的人，曾经的日子历历在目，记忆犹新。而对于我们新时期出生的年轻人，那些峥嵘的岁月对他们来说难免陌生。恰恰因为如此，物质贫乏的年代、苦中作乐的生活、不甘后人的竞争、曲折多姿的情感等一切场景，都有可能成为他们心中不可思议的人间传奇。

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在当下比较稀缺，但我始终不认为是题材本身的问题。相反，我倒觉得这是文学写作的一大资源，是一座富矿。

工厂环境和工人群体的特殊性本身就具有种种神秘的色彩。用文学形式真实客观、活灵活现地展示，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而言，至少能引发好奇心，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鲜感，从而激发起不同程度的阅读兴趣。重要的是作品要有质量，把故事讲精彩、把人物写鲜活，所以我一直在朝这方面努力，但愿不负自己，不负读者。

当然，书写过去的岁月，不应该只是对自己的深情回望。把曾经深深影响过自己的种种感动传递给读者朋友共享，才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