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志刚的长篇新作《滹沱人家》（花山文艺出版社）延续了他熟悉和擅长的农村题材，通过群像式的人物和几代人的命运，对从农村集体经济时代到半个多世纪以来北方农村生活变迁的图景进行了活态呈现。在当下的文学现场，这部作品是有其特殊性的。一方面，专注于表现一个较长历史时期内农村整体性变化的写作越来越少，当下小说中的乡村世界常常是碎片化和片段式的。康志刚把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回接到集体经济时代与改革开放的历史中来，完整地呈现了乡村变迁、农民命运与时代变化的历史关系，在新时代的主流话语背景下有一种“重新发现”乡村史的意味；另一方面，作者直接的乡村生活经验使小说有了“乡村志”的功能，既有风情图也有心灵记，生动展现了乡村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的蜕变历程。

作者在小说中建立了一个微小的地理点位作为观察和表现的剖面，即阳坡村扁担胡同，住在那里的几户人家中的男女老幼构成了几乎全部角色。故事从一场打井的工程中引出了新运和香玲这两个贯穿全书的男女主人公。小说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的时间止于“文革”结束，下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从叙述线索和主题内容上，上下两篇有着明显的区别：上篇以新运、香玲、小素、二蹦子等人的爱情婚姻生活，以及由此牵扯出的不同家族之间的恩怨和农村政治斗争为主线的内容；下篇则主要描写以新运与瑞霞等人为代表的阳坡人艰难的创业经历，和由人的命运所折射出的扁担胡同的衰落过程。从小地方入手书写小人物跌宕起伏的人生，但映射的却是中国乡村在时代进程中的历史命运，作者有着以小见大的叙事追求。

与乡村有关的写作作为中国文学曾经的主潮，如今已呈现明显的衰落趋势。从根源上看，这与传统乡村生活的衰败是同步的，二者之间形成了同构关系。这一变化早已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反映，并且诞生了《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等一批经典作品，当下关于乡村的写作几乎无法摆脱这个主题。在这个脉络上，《滹沱人家》里的阳坡村从李老寿病故就开始了败亡的命运，然后在改革开放后新枝、瑞霞、黑虎等人外出经商，小顺子上吊、同庆病故、小素喝农药自杀等情节中得到深化。尽管新运和瑞霞致富不忘桑梓，投资改善村子里的基础设施，沿袭了传统成功者“衣锦还乡”的人生路数，但这种叙事上的主题拔高终究只是为了成全个体的理想，并无法从根本上挽救乡村。

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农民进城后所遭遇的城乡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的对立，是隐含在乡村衰落这一脉络下的主题。去城里生活，告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苦日子，是阳坡村每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它影响着角色的人生选择。例如，香玲之所以同意嫁给有些口吃的二蹦子，就是因为看到其父梁大壮有能力让自己的弟弟香果去城里上班；婚后她因为无法放下新运而不能完全对二蹦子敞开心怀，直到公爹同意去为香果说情。再有，瑞霞有了本钱以后，在奶妈和张文涛的劝说下决定去城里开饭馆，这种想法并不被家里人理解，虽然她坚持了自己，但淳朴的乡下人最终在与市井里形形色色地痞流氓的缠斗中败下阵来；而新运的网恋、瑞霞与张文涛的暧昧，同样也超出了他们的乡村生活经验。当我们将这些情节与“陈奂生上城”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梁大壮和杨连奎进京的故事联系在一起，更会发现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无力与无助，它们无一不暗示了乡村多舛而无奈的命途。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赋予了人物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和为此而与现实搏斗的勇气，作为抵抗乡村衰败的积极力量，增强了小说的精神价值。无论是生产队时代杨连奎组织社员平沙造田，还是包产到户之后刘金锁养牛、梁大壮承包果园、小顺子经营板厂等等，阳坡人始终都在为了创造幸福生活而不懈奋斗。在这一点上，新运和瑞霞是主要的书写对象。瑞霞通过卖衣服和卖花边纸积累了创业的“第一桶金”，随后到县城开饭店；饭店经营不善倒闭后改卖油漆，后又转向经销装饰纸走上成功之路。他们成为改革东风中经济大潮涌起后第一代弃农经商的中国农民的代表。在为了生存和追求幸福的大目标下，阳坡人某些与传统道德并不一致的做法也变得可以理解：大凤以身体交换利益，刘金锁、梁大壮等想尽一切办法进入村里的权力阶层，香果和大梅“放鹰”诈骗等。看得出来，小说对这些人物在批判之余是抱有同情心的。

应当说，小说并没有主要表现农耕社会传统道德观念的衰变，作者属意的是被“形而下”的现实生活为表征的时代进程裹挟下农民的命运。在单一的农业社会，农民被嵌固在相应的文化位置上，传统伦理道德发挥着强大的力量；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国家政治意志进入农村，与传统文化一道共同塑造着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伴随改革开放，社会思想观念获得解放，面对乡村的历史化进程，作者没有采取宏大叙事的方法，而是进入乡村日常鸡零狗碎的生活内部，以“散点透视”的方法加以表现，这导致小说摹画了一幅人物众多、情节繁复、地域风情浓郁的“乡村浮世绘”。隐蔽在被作者不断反复描写的阳坡村自然风光和劳作场景之下的，虽有小素大娘对被裹挟到海峡对岸去的丈夫一生的企盼和坚守，有杨连奎父辈祖辈对传统道义的恪守和新运夫妇的勤劳善良，但更有刘金锁对权力与利益的追逐、小顺子寡廉鲜耻的无赖和梁大壮毫无底线的无耻等等。借由这些人物，小说写出并批判了农民身上固有的性格顽疾。

《滹沱人家》提出了一个中国乡村向何处去、又如何去的问题，但小说给出的似乎是无解的答案。尽管香玲的女儿豆豆与新运的儿子虎子相恋了，上一代人因为复杂的原因而不能实现的爱情在下一代人身上得到补偿，但新一代阳坡村人显然已经无法回到过去。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他们在城里和镇上买房，也无法阻止家具厂“像饕餮张开的大嘴”吞噬大片大片的良田沃野；新运仍然无法找到自己的弟弟小水，更无法让那口象征着故乡的水井重新回到生活的核心。作者心心念念的对农村的美好回忆无法在现实的农村中复现，但农民的生活仍然会以新的方式继续，对此，作者以客观性的视角展开了审视。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无疑是传统乡村生活衰变和转型中的一曲精神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