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评价柳宗元的特点是“枯淡”：“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又说陶渊明“质实而绮，癯而实腴”。置入文学史中，叶兆言的《仪凤之门》可以说延续了陶渊明、柳子厚这一脉而下的风格，看上去似乎比较干枯平淡，内在却很丰腴。文本的“意义”从字句和叙述中洇润出来，回到了自然而真实的状态之中，如同鸟在风中，鱼在水里。
从叙事的角度看，《仪凤之门》描写的比重远少于叙述，其调性是慢条斯理而不动声色的，只是如絮家常般讲述辛亥革命前后到1927年间南京底层人物的命运升沉。如果细加分析会发现，小说中的叙事速度是不均衡的，主要人物杨逵在机缘巧合中从黄包车夫发迹变泰为商界巨子的前半段，速度比较缓慢，这是一个人的成长期，而到了后面更加复杂的人生，叙述速度反而突然加快，一笔带过了。小说的叙事重心放在升斗小民的日常经济与挣扎辗转之上，而不是一般历史小说那样倾向于军国大事，或者至少是被军国大事决定性影响了的日常生活。政治与社会变革举重若轻，个体的感受则举轻若重，两者之间有一种奇异的和谐。宏大叙事退为背景，赋予了《仪凤之门》整体的叙事视角——一个历史老人式的疏离超然的视角。这一视角并非由理性判断形成，而是一种与内容上的乱世浮生形成同构的感觉方式。
显然，这个作品的内在肌理是一部南京下关的生长史和演变史，它融化在主人公杨逵的个人生命史中。叶兆言基于《南京传》写作的基础和对于南京历史地理、风俗民情、语言人文的稔熟，在字里行间渗透着对南京这个城市、南京市民的性格以及南京文化品性的整体性理解。那是对于南京这座饱经“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城市的理解，因为经历无数次“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家国离乱，最终只剩下“伤心千古，秦淮一片明月”，南京的性格里有着对于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天然的、本能的不信任。这种理解来自对漫长时间进程中改朝换代的复沓历史所形成的文化沉淀，在感伤中又有着柔韧的生命力，拒绝虚假空洞之物，而注目于对安稳平常生活的渴慕。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渴慕不是来自理性的认知，而是集体记忆的结果，对于成长并长期浸淫在南京文化中的叶兆言而言，尤为如此。
而《仪凤之门》的文学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叙述方式和文化性格之上，小说总体上弥漫着一种无常、迷惘与悲怆感，从而通向一种超越于具体历史时空的、带有普遍性质的人生感喟与智慧。它区别于那些讲究名物考证的描摹还原，或者经验教训的总结镜鉴的历史小说，就在于写意，即着力于对历史中人与当下普通人之间共通体验的抒情式书写。我们会发现小说中人，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地痞流氓，无论是受过新学教育的官宦小姐还是出身底层的草根民众，他们都是不由自主地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之中，并没有清醒的自觉与自主。即便有少数看上去似乎有着远见卓识的先进人士，但他们同样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进而只能与世浮沉，有人迅速暴发，有人猝然凋零，有人跳跃于喧嚣的闹市，有人消失于芜杂的人群，个体渺小的识见无法窥破世事与局势的真相，从而给人一种梼杌肆虐的无奈之感。
小说有一处看似不经意的情节却耐人寻味，构成了这种基调的隐喻。就是当杨逵从上海乘船返回南京的途中，轮船被试图联系国民革命军里应外合的孙传芳部下军舰劫持，但是意图密谋反叛的军官没有料到孙传芳已经先行到了南京，从而使得他们的计划搁浅。军舰暂停在江阴附近江边，劫持者与被劫持者在那个时候都手足无措，一起登岸参加一个江村老者的寿诞宴席。宴席上，处于不同立场的人们彼此争论，形成了一个极具启示意义的舞台式场景。在这个政治剧场中，强势与弱势、被动与主动、正义与邪恶被放在同等的位置上辩论，叙述者摒除了主观的站位，而是悲悯地呈现众生。这出闹剧最终莫名其妙地得到了解决，也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缘由，正凸显出所有人都是历史的人质，在惘惘的命运中难以自主。历史有时候如同儿戏一样，比如陈省长找已经成为商界巨子的杨逵筹备公务员薪金，殊不料杨逵此际已经濒临破产，两人不欢而散后，杨省长直接不顾基本礼仪，将杨逵丢在府邸之外。这并不是戏谑化地解构历史，而是重新通过文学写意另一种历史的真相。
所以，《仪凤之门》可以称之为一种去主体化的小说。即便杨逵似乎是主角，一开始就显示出精明能干的模样，但是小说并没有细致描摹他如何从货站车行起家，逐渐成为下关乃至江苏省的巨贾，而更侧重于书写他的困惑和行动中的本能性质。他同水根、冯亦雄的义气与隔阂，同仪菊、芷歆的怪异情感与欲望，同革命党、政府官员之间的联络与疏离，都难以梳理出清楚的起承转合。他在复杂的社会情境和遭遇中，性格并没有得到成长，或者只是有限地增进了阅历，而没有升级为认识与洞察，看似拥有巨额财富与支配力，实际上依然脆弱而浑噩。历史属于他，也属于所有人。
荣格曾经说过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人们以为自己击水三千里、遏舟激浪中，但实质可能只是随波逐流而不自知。不排除有极少部分先知先觉者，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具有主体性的人不过是一种错觉。个人的遭际充满着偶然和不确定性，难以窥见历史的真相，甚至历史本身就没有规律可言，所有的规律不过是后见之明的归纳与建构。历史只能提供经验，而未必能提供教训，因为情境变了，过去的经验未必具有普适性，人们很难从历史中真正学到什么。这样一来，对于历史的认知就不免走入虚无之中，然而这种貌似不正确却生成了文学的价值。《仪凤之门》的人物性格并没有什么成长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也就是说小说并没有集中在角色的形象塑造、商场的打拼、情感的挣扎等等方面，因为这种东西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和错综缠绕的社会运行中来看，几乎不值一提。
既然时势大于人，人偶尔营造时势，那么人的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还是归结于人的那点本心和执念，无论有所为还是无所为，是奋力进取还是随俗而动，都不好遽作评判。就像小说里最终并购了杨逵产业的朱老七所说：“有的人能成事，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还有的人能成事，是没做什么。”不管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是个体的选择，在无数的主动与被动选择之中，人们才在真正意义上活出自我的所在，一种存在主义式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叶兆言在枯淡的写作中绵里藏针，某种恒常的价值认知在变动不已的现实中浮现出其坚韧的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