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的《仪凤之门》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南京作家奉献出的一部典型的南京写作，一部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质的当代城市文学杰作。我说的这种“典型性”，主要指的是南京的文学创作在审美和文化上长期形成的一种南北交汇、古今杂糅、东西碰撞、雅俗共赏的特质。这种特色介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之间，其本质不是非南非北，而是交汇成与南方审美、北方审美鼎立的“第三极”。这并非人力可为、地理诗学使然，而是自有其内在的规律。典型的南京作家和南京写作总是擅于在传统与现代、大叙事与小叙事、群体与个体乃至城市与乡土之间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平衡点，由此展开想象的翅膀，纵横驰骋于气质鲜明的独特场域中。《仪凤之门》便是作家多年沉浸于南京写作之后再次构建的这样一个多重交汇的交接点。

仪凤门在小说叙事中作为一个独具特质的风云际会的审美场域而存在，通过它实现的是“四个交汇”，即历史叙事与现实叙事、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宏大叙事与民间叙事、民族创伤与个体创伤的交汇。应该说，这是《仪凤之门》在思想史、城市史、个体史与心灵史的交接点上建构审美世界的一个产物。小说叙事通过三个层面达到这样的目标，即仪凤门分别作为场域、视角、生命主体而存在，在审美上分别表现为时空交汇、风云际会和灵肉融汇。

小说中，作为现代性时空交汇场域的仪凤门，被作家赋予了极大的文化吞吐量与审美表现力。从叙事时间上说，故事发生于1912年前后十几年的时间，这正是中国历史上现代性发生的“南京时刻”。时间在小说中并不遵循物理意义上的线性铺排，而是频繁使用了插叙、倒叙、闪回等叙事手段，巧妙地凸显出其新旧杂糅和新旧转换的复杂交汇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这座历经沧桑的城门，小说大量倚重空间化的手段使得那样一段历史时间变得具体化、可视化与鲜活化。借助这种高密度、多形态的空间化叙事策略，叶兆言细致雕刻了一系列富有南京地域特色的空间实体，并最终在现代性这一时空交汇的场域中确证了城市审美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时间通过空间加以显现，空间通过时间凝结更为广阔的社会内涵。这部小说中有两类空间实现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类是凝聚了城市历史发展脉络的公共性空间实体，像仪凤门、下关码头、江南水师学堂、阅江楼等。作为明城墙十三个城门之一的仪凤门，不仅占尽依山面水的地理优势，更有着南京北大门之称。从明朝时期的“堵门”，到清朝时期的破门占城，再到太平军的屠城、湘军的破城，仪凤门的开合暗喻了宏大叙事的伤感。北大门俯视下的下关码头从被迫开埠到船只的来往穿梭，既承载了民族的屈辱，也发出了一步步走向世界的声声汽笛。而江南水师学堂则是新旧思想剧烈碰撞的城市空间，集中投射了晚清以降南京思想文化的转型态势。

第二类是以三仁车行、棺材铺、歆琪记等为代表的民间空间实体，它们直接承载了小人物的历史和命运沉浮。如“三仁车行”的不断更名、扩张与杨逵20年的商界生涯，棺材铺的兴起与朱老七的进城。尤其关键的是，在仪凤之门的审美统摄之下，两大类空间实体血肉互补，在彼此切换、穿插、并置、拆解的叙事流程中，宏大历史与人物命运、经济转型与行业嬗替、政治风云与民间动向、上层社会与底层人物无缝对接，融为一体。

仪凤门不仅是城市之门，也不仅是一个集结南京故事的场域，它还是一位历史与现实、精神与命运的见证者，拥有一双洞悉风云际会的眼睛。政治革命、城市经济、日常生活、市井万象、人性善恶等等，都在仪凤门之下被揭开神秘的面纱，回归本真的面目，坦露内在的心声。就视角美学而言，这是可以随时进行切换的视角，从远近高低、上下尊卑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照这里发生的一切。比如，小说有这样的表达：“每逢新主人进入南京城，老百姓夹道欢迎，多少都会有些表演成分，说是迫不得已也不为过”，但是这一次颇有不同，“民军来了，革命党人只忙着争权，并不夺利”。这里就将客观视角切换为百姓视角，在世俗层面上凸显了城市易主的今昔之别。

再如，小说通过从外省初来乍到的潘美仁的眼睛发现，作为文采风流之象征的江南贡院早已废弃，维系金陵帝王州的明孝陵破败不堪，唯有下关码头“正在飞速发展”，充满着勃勃生机。而“完胜上海大世界”的下关快活林更是一片热闹繁华。与古老的南京城相比，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与人们想象中的南京城相比，这里更是别具活力和气象。《仪凤之门》这双眼睛被赋予了强大的探索和发现功能，实现了对辛亥革命前后南京的“重新还原”。

无论是历史更替还是城乡变迁，它的真正主角还是灵肉融汇于一体的人。在叶兆言笔下，仪凤门作为审美视角还被赋予了主体性价值。不得不说，叶兆言凭借着独到、熟稔的南京本土经验而精心建构了一条语言的阶梯，以关怀底层民众、描摹日常生活、托举情感体验、反思革命历史等综合路径最终抵达了独具魅力的审美殿堂。小说借助下关开埠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叩开了近现代南京的命运之门，不仅还原了一幅充溢着民间生活气息的世俗风情画，也再现了一部风云激荡的南京城市变迁史，更奏响了一曲现代中国的历史咏叹调。

重返“救亡压倒启蒙”的民族历史语境，政治几乎成为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们试图拯救国事民瘼的首选武器，然而《仪凤之门》则试图在蔚成主潮的政治启蒙话语之外，发现属于民众、属于南京、属于生活本身的复杂万象。小说直面了革命与战争的种种狂热、残酷、暴力、血腥，以回归民众、触摸生活、勘探城市的方式发现了生命的真谛。

小说中的张海涛以革命启蒙者的面孔出现，然而，他很显然与以往小说中的很多革命启蒙者有着很大的不同。回眸“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历史烟雨，面对“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历史闹剧，“革命军兴、革命党亡”不啻为张海涛反刍南京历史时的切肤痛感和深刻领悟，而当他将“革命建国、实业兴国”的观念火种传递到杨逵手中，不仅强力颠覆了“政治至上”的革命启蒙话语，也重建并加固了底层民众与日常生活、世俗社会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层联系。

《仪凤之门》散发着值得深思的多元开放性，它不仅囊括了空间上的开放性，也涵育着话语层的开放性。如果说前者试图呈现出破除封闭、拒绝静止、拥抱世界的现代性姿态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地呈现出消解政治话语霸权地位，进而为近现代历史祛魅的叙事意味。在多元视角的交汇之下，《仪凤之门》不仅重新发现了南京，也打开了一扇重新进入历史与人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