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壁老幺公拈住那撇虾米胡子劝我爷爷，人生不要住“三边”：水边、山边、大路边。住水边涨水要淹，住山边垮山落石危险，住大路边容易遭兵抢匪盗。爷爷“噗”一声吹掉水烟锅巴，满脸不信。修房子择地基时，爷爷仍固执地选在了大路边。从此，我家四代便世居于大路边。尽管后来叔伯兄长们“分杈”了，要兴土木也是傍路而建。

说是大路，其实是一条宽不盈尺、弯弯曲曲、清清瘦瘦的黄泥巴小路。我问过爷爷：“两只蚂蚁都不能并排行走的路，怎么是‘大路’呢？”爷爷呵呵一笑，胡子拉碴的下巴往路上一抬，说：“看就晓得了。”顺着爷爷的下巴望去，哦，真好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红戴绿，绰绰约约地从我家门前走过。爷爷摸着我的头告诉我：“十里路处有一个场叫‘大渡口’，整个麻衣坝的人赶场，都要从这条路上过。”哦，原来走的人多就叫“大路”。于是，我没事就搬个矮板凳，坐在家门口看大路上人来人往。

我发现，每隔两日赶一次场，而逢场日早晨的一段时间最热闹。赶场人挑着菜，提着蛋，背着果，牵着猪——空手不赶场，赶场无空手。“喂，脚步踩旺点” “踩脚后跟了啊”一类的话语不绝于耳。“走前面的是哪个，腿生短了吗？”听那粗犷的嗓门，就知道是三重堂刘大嫂。

吃晌午饭时，赶场的人陆陆续续回家了。他们的肩头、手上，扫把、棍棒、瓶瓶罐罐仍然不空。有人买了一口锅儿，钢盔般顶在头上。我父亲眼力好，只要往路上瞟一眼，就知道街上热不热闹，四季变化该种该收什么了。

我最记得住的是婆。她尖尖脚，每年热天逢场日，便大清早起床，背了背篼，拄一根棍子，一瘸一拐去后湾或竹梨湾，扯一些摘耳根、丝茅草、打锣锤、五皮风等野草回家，煎上一大垆缸寒药汤或者老鹰茶，放在大路边的地里，用草帽或斗笠盖着。旁边放一条矮板凳，搁上两个粗碗。看见赶场人渴极了，舀上一大碗“咕咚咕咚”灌下去，她布满皱纹的脸上就会盛开一朵灿烂的花。

母亲也有趣。整个麻衣坝不管大人娃儿几乎都喊她“胡幺孃”。“胡幺孃，我搁担箩篼在你家里啊。”“胡幺孃，我借你的秤用一下，场赶了转来还你。”母亲总是脆生生地答：“要得嘛。”有寄放背篼、簸箕、雨伞等物件在我家忘了拿走的，母亲便嘱咐我们：“记住，下次赶场看见了，叫他们拿去。”有借了我家斗笠、草帽、扁担之类忘了还的，母亲看见了也不问，说问起来“脏得很”。当然，也有顺手牵羊的。母亲说：“又有几多人会这样做哟。”至于下雨来躲雨、热了来歇脚的，母亲总是笑眯眯地叫我们：“去，抬板凳。”

时代也在这条路上演绎出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有一阵子，隔两天一赶的场期，逐步变为一周、半月、一月。慢慢地，路便冷清了。父亲脸阴阴，母亲情郁郁。路是人走的，不走还要它干什么？大哥便采取“内挖外削”的蚕食政策，几个春秋过去，路变得枯瘦如柴，不要说人，连蚂蚁走在上面也搁不稳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哥索性在自留地段两端的路口上栽了铁篱笆刺，路便消失了。

星流日转，沧海桑田。再一次标明我家在大路边的位置的，是在一个春天的早晨。大哥去挑水，发现地边有一行脚印，菜也被踩烂了几窝，以为是有人故意干的，大嫂还骂哩。后来脚印一行变两行，两行变四行，终于从地边夯出一条坚实的小路。家人这才记起，原来这里是一条大路嘛。大哥又挖刺去堵，人们就绕过刺从地里走过，还骂“把刺栽在大路上缺德”。没办法，在一个凉风习习的上午，父亲和大哥弓着脊背，伤了几行麦苗，终于培修出一条两尺多宽的路。这是大哥进城告诉我的。

而此刻展现在我眼前的路，才真正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大路：一米多宽，平平顺顺，一端隐没在院子背面苍苍翠翠的竹林里，一端伸进东方朝阳璀璨的光晕中。赶场人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腿脚生风地从我家门前大路上走过。最初大哥怕家里掉东西，喂了一条看家狗，很恶。有人怕，就绕道走竹梨湾黄桷坡。可能是听不到多少人喊“胡幺孃”的声音心里不舒服，母亲叫大哥再不要喂狗了。大哥很不情愿地把狗送走了。之后，侄儿在大路边搭建了一间屋子，可以寄放东西，可以遮阴躲雨，还可以打大二麻将看电视。当然，最好还能掏五毛钱喝一碗茶。

而这时，我突然怀念起婆放在大路边上的那垆缸寒药汤或老鹰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