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学时，班上白皮细肉的学生哥不多，众同学来自天南地北，一个个面容沧桑，筋骨劳苦，隐隐然身上都有点江湖气息。小字辈机伶如梁左者，就四处打探各人底细。主要打探两项，一弱，一强。读中文系的嘛，不用说，弱项即高考时的数学分数。彼此问起，大都含糊其词语焉不详，最后消息灵通者透露，说是老叶和老颜并列居首。人家那是“老高三”，“文革”前就扎扎实实，经了足秤的全科训练。连弱项也强如此，梁左说，不能不写个“服”字。强项，乃入学前发表过些什么作品。文学专业七七级果然卧虎藏龙，探得诗人有三李（李彤李矗李志红）一孙（孙霄兵），小说家有陈建功黄蓓佳王小平，个个身手了得。梁左激动得直哆嗦，从此怀揣小说初稿若干，一有机会就掏出来向大哥大姐们讨教。孰料哥们儿姐们儿全都谦逊地直摆手，说，得得得，回家问你妈（谌容）去。这一摆手不要紧，造就了后来的“喜剧大师”，小梁左的才华往相声和情景喜剧的方向使劲发展去了。但我想他心底至死不渝的执念，还是要写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出来的吧。
刚开学，老系主任杨晦先生经典的“定向培养原则”，就在不同的场合被一再宣示：“中文系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后来历届的系主任，似乎也仍然不断向新生宣示这一原则。其实早在我们那年头，大家就已对原则心领神会。好多已然是作家的自是无须培养，一心要弄创作的文学少男少女，如李春梁左苏牧，也都明白，贵“文学专业”不培养，咱自个儿业余练练总行吧？不知怎的，这些人居然晓得现代史上有过一样东西，叫做“社团”，而且好像宪法上也说是可以自由“结”之的，就都嚷嚷着要立个文学社。诗人们心头热血一向澎湃，捋袖摩拳就要动真的，倒是小说家们习惯了起承转合，都说先问问领导的意思，终归稳当一些。不料问的结果，领导比咱的思想更解放，说，文学社，很好嘛，可以立一个！
班主任张老师就带了一众周身“文学细胞”超兴奋的同学，在未名湖石舫，聚会立那“社”。请来毕业留校十几年还是“青年助教”的谢冕老师当顾问。谢老师当时正给我们授“当代文学史”的诗歌部分，讲台上最受欢迎的是大声朗诵郭沫若“百花颂”里的那首《水仙花》：“活得多，活得快，活得好，活得省！”还有一首“舱内舱外两个太阳”，然后一声长叹息，道：“现代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后来写的这叫什么诗嘛！”那一晚薄云拂天，星月微熹，石舫上花了最多热烈的时间，构想文学社的名字。谢老师比同学们兴致还高，回忆起多年以前，文学五五级，也立过一个“红楼”文学社的。火得很哪，都有谁，张炯、孙绍振、温小钰，数到林昭，就没再往下数。噩梦，但噩梦醒来是早晨。谢老师当然希望我们的文学社接棒还叫“红楼”，可是那年头谁都觉得干什么最好“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总之有点开天辟地的意思。后来我说就叫“早晨”吧，大家就拍手，“早晨”“早晨”一致通过。文学社下分诗歌小说评论各组，还要出油印刊物，刊名《早晨》。顺便把“主编”安了给我，张老师建议说，此人入学前在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室（花城出版社的前身）当过“借用编辑”，有经验的。
那是文学社惟一的一次全体活动，平时还是分组行事。诗人们激情洋溢，在三李一孙带领下活动频繁，一有空就聚在一起朗诵新作。新作积累得很快，《早晨》的创刊号，理所当然是“诗歌专号”。有一回，借了校图书馆的活动室，与著名诗人顾工座谈。顾工闭口不谈自己的诗，郑重推荐的却是他儿子顾城，发在朝阳区文化馆的刊物《向阳院》上的组诗《无名的小花》。那年头只知道顾工，没听说过顾城，于是轮流传阅，“让太阳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太阳是我的纤夫”，纷纷赞叹“好诗好诗”。顾城含羞坐在一旁，没说话。诗歌组也忘了跟他约点稿子。《早晨》创刊号的风格显然与朦胧诗相去甚远，还是与当年“拨乱反正”的主旋律同步，无意中延续了记忆犹新的高考作文题的思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北京）、“大治之年气象新”（广东）——无非是怀总理、忆老帅，诅咒黑暗，顺便也赞颂了英明。真正“文变染乎世情”，敏感及时追上了“伤痕文学”脚踪的是小说组。
因了“主编”之责，各组有活动都叫上我。小说组没诗歌组浪漫，却更好玩。原来小说组的活动别具一格，坐一块儿不干别的，专门轮流“谈构思”。大约是之前“工农兵创作学习班”的传统，相信集体智慧高于灵感与个性。照例是这样开始：“嗯，我想写一篇小说，题目嘛还没想好，人物都有谁谁谁，情节呢……”情节都还来不及展开，大伙儿就迫不及待，一通乱出主意。主意馊的居多，偶然也能支点高招。最爱谈构思的是陈建功，从宿舍到大饭厅打饭一个来回，《萱草的眼泪》就大致成形。当然到第二天那构思又改了，推倒重来面目全非，也不见得比昨天的好。总之在他定稿之前三番四次，去饭堂，去课室，去图书馆，逮谁是谁，你总得一路点头听他谈构思。吴北玲在小说组谈她的长篇小说设想，陕北的苦人们那个苦啊，谈得一组人直掉眼泪。后来我总爱揣想，那是我们班另一部湮没在忘川的，“伟大的中国小说”了。黄蓓佳的《夏天最后的玫瑰》，类乎古诗说的“美人迟暮”，原来用的却是世界名曲的题目。王小平的《小罪犯》，题材很尖锐呀，写的时候分寸感该如何把握呢？岑献青写《夕阳下的江水》，右派平反改正，这是从“伤痕”推进到“反思文学”了……如此这般七嘴八舌，听人谈构思，竟然比读小说还过瘾。后来修读金开诚老师授《文艺心理学》，发现许多概念，原来小说组的同学早已无师自通。
《早晨》，16开油印本，纯文学刊物，非卖品；1978年出了一期，1979年出了三期，总共四期。油印本也者，是相对于铅印本而言，在复印机和激光打印机发明之前，是小规模印刷的主要方式。小时候看红色电影，每见地下工作者在密室中哧啦哧啦推油墨滚筒，然后在十字街头长衫青年一甩围巾漫天撒传单。这与革命时代相始终的印刷工具，钢板、蜡纸、滚筒，俨然透着某种神秘的庄严，如今却只能在某印刷博物馆里见到了。《早晨》第四期的“版权页”总算列出了刻写者的名字：杨柳、高少锋、赵小鸣、孙霄兵、徐启华、李彤。每期的“主刻手”是李彤，他入学前是北京工艺美术厂的工人，曾经带同学回厂参观景泰蓝制作工艺。李彤写得一笔好字，文学史教到元曲部分，他住的32楼332室的墙上就元气淋漓，贴了一幅关汉卿的《不伏老》：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如何如何打折了腿还死不改悔愣往烟花路上走，同屋们遂自我命名为“豌豆庐主人”。每天早起看到他们一粒粒器宇轩昂往外蹦，我们住隔壁334室的同学无不讶叹：好的书法，鼓舞士气如此，难怪如今领导人到哪儿都有纸笔墨砚伺候呢。其实一个字一个字刻蜡纸，不比挥毫泼墨，很是枯燥乏味，李彤却乐此不疲。“诗歌专号”他一人包干了。再两期，则有琴棋书画多才多艺的赵小鸣帮手。第四期“小说专号”工作量实在太大了，才有杨高孙徐的加入。《早晨》的纸张等费用记得是由学校赞助的，每期印数100本，除了七七级同学和班主任人手一册，其余主要是用来跟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社团交换。印数如此少，您如今若是还有一册在手，那就是珍本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资料，纯粹好奇用电脑检索，竟然有一份完整《早晨》库藏，当场傻在那里没动。同学如有熟人联系，也鼓励寄给一些体制内的媒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人日报》都分别广播或刊载过《早晨》的小说与诗歌。我每期都给广州的《花城》寄，后来他们专门来了两位编辑（罗沙和林振名），住在学生宿舍里看文学社的稿子，挑了《流水弯弯》等一批作品走。
那年头各省市的文学刊物雨后蘑菇似的，旧的复刊，新的创刊，稿子奇缺。体制内外的文学力量互相激荡，汇流得很快。一日，收到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大路社”寄给《早晨》主编的包裹，两大捆，每捆一百，32开铅印本，薄薄的小册子，蓝色封面，纸质差，校对更差，疑似哪一家县级印刷厂匆匆忙忙干的活。黑大的同学附有短函一封，说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新时期最最重要作品，请早晨社同学在北大校园代售，成本费每本贰角伍分。都知道报告文学的功能，向来是激发公民责任心，坐而言、起而行。李春正在上铺摆弄某种乐器，一见来了两大捆，一跃而下忙问老黄又有什么活干。梁左别的方面懒散，读文学杂志倒是勤快，忙把大伙儿拦住，说，前两天才出的《人民文学》，头条，写一东北女的，煤炭局长，贪污那叫一个多哟，20万元人民币！得，平邮邮件的速度，赶不上文学界思想解放的速度。黑大的同学还在为这事挨查呢（听说后来还影响了毕业分配），报告文学却已经一炮而红，到处转载，连获大奖。作为黑大同学曾经铁肩担道义的见证，那两大捆就静静躺在我的床铺底下，到毕业迁出宿舍时，不知所终。大路社的同学好像也都忘了成本费的事。
又一日，《早晨》主编又收到沉甸甸邮件，这回是上海寄来的。拆开是一大卷八开稿纸，工整小楷手抄小说三篇，篇篇题目很特别都只有一个字：《锁》《猫》《火》，作者是上海某厂技术员曹冠龙。小说写得结实有力，譬如《火》这篇，说是有一年轻政治犯被枪决之后，眼睛移植给公安局长，手术很成功，拆纱布那天局长一睁眼，眼前总是一片熊熊火。附有短函一封：拙作三篇，请早晨社同学帮忙在北大校园代为张贴，不胜感激云云。我把小说给建功看了，他也是击节叫好。我说，两点，第一，这位是来历不明的“社会人士”,不比各大学社团的同学，多少知道点根底；第二，这三篇可有点狠，比当时正挨批的《飞天》之类还厉害……建功说，是好小说不是？是咱就贴！这样吧，别让小字辈跟着，就咱俩贴去，出了事咱俩老家伙兜着。建功和我同年同月生人，我比他痴长几天，在文学七七级班上，算是依齿序排为老五老六。前矿工和前农场工，俩属牛的，一人刷糨糊一人顺着页码贴了《锁》贴《猫》再贴《火》。大清早在32楼对面墙上贴了一长溜，中午时分，就挤满了端着饭碗读小说的人群。但是也没有热闹几天。不久新一期的《上海文学》，就全文刊载了《锁》《猫》《火》三篇，而且好评如潮。若干年后，我和建功在据说跟“文化寻根”有关的那次杭州会议上，见到了小说家曹冠龙。握手道了久仰，谁也没提北大校园贴稿子的事。
《早晨》呢，也没有继续出。多年之后同学聚会，都纳闷，按说《早晨》当年的势头，如火如风，怎么归总才出了四期呢，好像不止吧？其实，一个班级，文学的能量终归有限，当年分流的渠道又多。成名作家的稿子，正式刊物都等着要，这边厢哪来得及刻钢板，那边厢早已经上机变铅字了。文学少男与少女们，又忙着以“早晨剧社”的名义，排演话剧《美丽的爱情》和《良心》，分别是李春和建功的本子，多才多艺如李彤、北玲、蓓佳、小平，都是领衔主演。话剧轰动，还拿了奖，李彤（山寨版于是之）差点当职业演员去了。不过《早晨》悄悄的没有再往下编，主要还是跟另外两家刊物有关，一家（指《未名湖》）顺理成章吸纳了早晨社的骨干力量；另一家（指《这一代》），却一波三折，说起来像长篇惊险故事。
那是一个探索的年代，英勇无畏地探索自我，探索社会，探索民族前行的历史可能性。社会上一般印象，七七级们也如此自我认定，我们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无论之前有过多少磨难，似乎从接到录取通知的那天起，我们的名字就习惯了与成功之类的字眼连在一起。因此，我们常常是最缺乏自我反省的一群，常常忽略了挫败（尤其是历史性的失败）才是我们生命的组成部分，而且是那重要的部分。入学之初因经历了浩劫而自觉承担的使命，因生逢其时而暗藏心底的那一腔宏愿，好像，也都早已湮没于时间的忘川。
选自《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岑献青主编，新华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