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6年“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召开四年之后，2010年9月2日至5日，活跃在中日两国文坛的新生代青年作家再次聚首北京。此次“中日青年作家会议2010”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四十余位作家、翻译家、学者在会议期间就“全球化中的文学”、“越境与文学”、“越境写作与评论”、“通过翻译阅读中国，通过翻译传达日本——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等主题共同分享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体验。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公使山田重夫、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莫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上，中日两国青年作家团团长麦家和中村文则分别以汉语和日语宣读了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贺词。大江健三郎在贺词中讲述了自己22岁创作第一篇小说时的情景，并表示“从那时起，这位青年五十多年来一直在写着小说。目前我正在写的小说，便是当时自己关于世界、关于社会、关于人而作的思考之延续……在那个22岁的青年作家和现在这个75岁的老人作家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他希望两国青年作家能够成就各自的创作梦想，持续向自己的创作中注入力量，不断前行。
文学创作是孤独的，需要灵敏和执著
麦家称自己并不能算青年作家，他从阅读文学经典引出自己二十余年的文学创作体验。麦家说，浩繁的经典名著中，能够照耀我们、温暖我们的也许只有少数几个人和几本书，他们是我们文学家族里的亲人。文学以宣扬人道、活泼灵魂为己任，但在世相热闹繁华的当今，文学之树却生长在孤独的心灵里，每个作家都需要用心寻找能够点亮自己的“亲人”，文学其实就是一份最需要灵敏和执著的事业。
麦家“孤独”的创作体验也是语言文化背景不尽相同的中日两国作家的共同感受。安妮宝贝心目中的写作是孤独、华丽并且需要倾注全部身心力量的。19岁就获得日本芥川文学奖、被称为“最年轻的芥川奖作家”的绵矢梨沙也认为文学创作是“非常孤单的工作”。在这种共识下，她们的观照点又各有侧重。安妮宝贝以充沛的勇气直面当下的写作，认为如果忽视生命中每一刻的当下，缺乏一种真实、细腻、优雅、充满人性的幽微和丰富的如同源泉的表达，缺乏一种直接有力的担当，那么其他无谓的只针对过去和未来的愤怒和焦躁，都是虚弱无力的。现实即使是烂泥塘，写作也应该始终超越其上，否则它就无法具备飞跃性、美和方向。而绵矢梨沙则更多看到文学打开了人们想象力的大门。她认为，文学的神奇在于读者通过想象力可以了解作者描述的意象，无论作者在小说中设计了怎样的舞台，读者都能够接受并产生共鸣。作品中某些对读者来讲是新鲜的想法，可能本身就在人的思想中存在，作者只是发现它们并传达出来而已。因此，发动起读者的想象力、打开人们内心沉睡的新鲜感，就是文学的使命。
家族·地域·越境写作
正如中村文则所说，描写当代社会的主题是无止境的，作家写的是个人的体验和想象，累积起来便成为当代文学的景象，而那是可以反映世界、反映时代的。在多种多样的当代写作中，不少作家从自身经验出发，将关注目光从自身投向家庭，继而扩大到地域，跨越城市与乡村乃至不同国家，从而拓展了文学表现空间。参加此次会议的部分中日青年作家也不例外。
中村文则以“父亲”形象来谈当今日本文学中家庭关系描写所传达的社会历史信息。他说，近年来发表的村上春树的《海边的卡夫卡》、大江健三郎的《水死》等作品都描写了父子关系，但是当今日本文学中很难找到具有超越性的父亲形象，“父亲”作为扑朔迷离、不可捉摸的新形象在放大，在自己的小说中也是如此。文学作品中对“父亲”形象及家人关系的描绘，折射着日本当前时代的现状，引导人们思考全球化时代人类历史传承的意义。面对日本家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家人共同体的连接变得非常脆弱的现实，羽田圭介在小说《黑冷水》中描写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憎恶，表现出回归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相较于日本作家对家庭关系中种种困惑的关注，崔曼莉尤为感谢家族命运、亲人经历给自己的文学旅程带来的丰厚滋养。
走出家庭的单一视野，文本的书写和分析扩大到都市、乡村甚至更为广泛。葛亮通过分析张爱玲、李碧华、黄碧云、王安忆等作家对沪港两地的书写，指出沪港之间彼此关联的文学互涉。魏微则认为，“乡村”在中国文学字典里是一个重要词汇。它是集体中国人的故乡，与现代中国人的关系是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生生不息；而都市更是囊括了一个广阔的文学空间。她愿意把这些视为写作的资源——身处其中、游离其外，对熟悉的世界怀有爱、新鲜和好奇。
生长在日本关东平原的女作家山崎纳奥可乐并不习惯登山，却依靠各种先进的装备和条件登上了喜马拉雅山脉四千多米的高山。她说：“在这个逐渐变得平坦的世界，我能够写些什么呢？我对未来充满期待。”边界的逐渐消弥在山崎纳奥可乐的作品中有鲜明反映。她喜欢写爱情故事，为小说设定了各种年龄层的主人公，她认为爱情故事并不是只写两个人就可以了，人的社会性要求他们应该和远方的人产生联系。所以山崎说：“和恋人相比，也许我更喜欢远离我的读者。”
此次会议上，越境文学的指涉更加宽泛，本土和异域、写作者和评论者、父辈和子女辈、男性和女性……这种文学中的跨领域和超越似乎都可称之为“越境”。村田沙耶香的作品《星辰啜露》以独特女性视角在男女两性之间实现越境，达到巧妙融合。张悦然以对契诃夫的解读为尺度，通过对中日作家“从思想上退回去的乐观”和“从思想逃出去的悲观”的比较得出结论：表面看起来中日两国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在主题和内容方面非常相似，可事实上两国作家所处的思想经纬却非常不同。曾经周游世界并在中国留学的日本女作家茅野裕城子认为自己的写作并不处在越境的状态，真正的越境不会有“回来”的情况，而对她来说，总是有能够回去的地方，那就是日本和日语。（下转第2版）
（上接第1版）
日本作家：以个人写作对抗全球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学在信息爆炸和娱乐化思想的裹挟下或许会成为“文化快餐”，文化多样性也逐渐减少。在此次会议上，作家李浩就发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是否以及如何坚持作家独有文化身份的询问。面对全球化语境给文学带来的影响，与会的几位日本青年作家以特殊方式来表现和对抗全球化。作家阎连科将其概括为文学从上到下，由精神到物质，由社会到他人，最后转入了个人和一己。
以《窗灯》《一个人的好天气》《温柔的叹息》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青山七惠善于描写现代社会中孤独的人们平淡如水的交流。她说，《窗灯》成功地装入了自己的感受和心情，这些读者未必能从字里行间察觉到的感受，就像自己和小说的一个小秘密。把日常琐碎的事情用心写下来，是接近写作这一理想的惟一道路。与青山七惠相似，面对作家在日本所处环境越来越窄的现状，西加奈子同样通过描写自己的情感和心理，寻找通往广阔世界的桥梁。西加奈子说，很多声音要求她写作与社会相关的重大问题，但她仍然坚持反映生活现实的哭与笑，希望通过日常的稀薄性来寻找具有人类普遍性的东西。
日本文学评论家田中和生分析认为，在日本作家笔下，面对全球化背景，人类如何不被规模化，就是把身体当作抵抗全球化的武器，用活生生的语言来描写不同主题。对此白烨认为，日本作家执著于描写人的身体，以此为武器来抵抗全球化，显得很“悲壮”。日本青年作家对非正常人性的描写在真实和艺术上达到了很好的结合。这种把异常当平常、把病态当常态的写法是一种独特的艺术造诣，给文学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白烨还比较了中日作家的创作特点，如日本作家多关注私人化个体青春，在具体人性探寻上具有深度，但给读者的感觉视界狭窄；中国作家更集中展现人物性格命运，视野相对开阔，意义相对广泛，但对人物性格刻画不够明显。
日方学者代表川村凑、尾崎真理子、李维英雄、桑岛道夫、饭冢容，中方学者代表陈晓明、许金龙、于容胜、王中忱等也在会上就日本现当代文学发展脉络、浪漫主义与中国小说的世界性以及中日文学互译等话题发表了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