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苓植是我所尊重的一位当代著名作家，是我长久的文学诤友。他在文学创作中颇具神思悟性，成果丰硕，但他在生活中却很低调淡泊。有人曾通知他参加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士”的评选，并告诉他说奖金是20万元，而他却不解地回答：“我上午一碗面，下午一个馒头，要二十万元干吗呀？”据我所知，他还遇诬不辩、与世无争，总想避开矛盾是非，实在不行了便过起云游山川或深入草原的“游牧生活”，走一个地方写一篇文章，“以文养游”，以至于文友们常常不知他的行踪。
他退休后停止游牧了，搬出了作家宿舍楼，住进一处偏远的六楼顶层，每天只下来一次散散步。他退得比较彻底，多年来几乎再未踏进机关的大门。他不愿给别人添一点儿麻烦，好似在内蒙古作家群里蒸发了。直到有一天，我接到远方出版社社长陈莎莎打来的电话和随后寄来的书稿，我才知道这位老兄已改行扎入了历史的故纸堆中，而这叠厚厚的书稿，则正是他退休后多年来读史留下的随笔和札记。
翻阅着这部书稿，我被深深感动了，竟然夜不能寐，仿佛又被他那梦幻似的笔触带回到了七百多年前那金戈铁马的草原往事之中。翔实的史料、精辟的考证、独到的见解、客观的叙述，无不体现着这位老作家学识渊博、功力深厚、求真务实、探索不止的种种特点。或许是因为已经在内蒙古工作和生活超过半个世纪，茫茫的大草原已和他结下难解的情缘，故在退休后的蜗居生活中，他远离喧闹一直在钻研和破译着这段历史。不求闻达，只恐对不住在内蒙古生活这大半辈子。后来多亏陈莎莎同志看到了他这批雪鳞鸿爪的读史随笔和札记，并发现他的这种求索或许也正是广大读者所急需了解的，比如：成吉思汗身后蒙古民族的走向；第一位入继华夏大统的蒙古族帝王又是如何治理天下的；尤其值得提到的是，这个由马背民族所缔造的大元王朝，又曾对我们这个多民族组成的伟大祖国作出过何等历史性的贡献，而这一切又恰恰在冯苓植的读史随笔和札记中均有所展现。随之，在出版社的动员和支持下，又历经两年的努力，这部大作终于完成了。
《大话元王朝》对我国各民族间互动交融的历史进行了艺术的言说。
大元王朝的缔造者当属成吉思汗的嫡孙忽必烈，故冯苓植的笔触大多都集中在这位中国历史上一统华夏的少数民族第一位皇帝身上。通过他那充满传奇而又命运多舛的经历，不仅回顾了成吉思汗之后历任大汗的功过得失，而且也展现了他如何继承伟大祖父“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宏伟气魄。是他第一个在草原上“纳儒习儒”，主动去汲取农耕文明相对先进的治国理念；是他率先使用各民族的能臣名将，合力结束了自残唐以来的藩镇割据战乱局面从而实现了祖国山河的大一统；是他建年号“中统”以示马背民族入继中华大统，成功地将一个游牧汗国转型为建都北京的大元王朝；是他广施雄才大略平云南、抚西藏，自秦、汉、晋、隋、唐、宋以来，首先奠定了我国各民族共有的疆域版图……故《大话元王朝》也可视之为大话忽必烈。通过他颇为复杂的一生，追溯我国各民族互动交融的源与流。因为，忽必烈的历史地位是值得彰显的，而大元王朝对华夏历史的贡献更值得大书特书。再看书中所提及的察必皇后，也绝非是一个文学中的杜撰形象。有大量的史料可为佐证，她的确是辅佐忽必烈“入继中华大统”的杰出蒙古族女政治家。中外多种史籍都有她“光彩照人，聪慧绝顶”的相关记述。《后妃传》中更称她“受命于天，佐夫终成帝业”。而她的孙子元成宗铁穆耳更进而在对她的追谥册文中详述道：“曩事潜龙之邸，及乘虎变之秋，鄂渚班师，洞识时机之会；上都践祚，居多辅佐之谋。”他们都是草原汗国传统思维的改革派和创新者，已不满足于半原始的扩张攻掠方式，即在为臣下时，便于王府之内广纳儒生士人。他们大胆地汲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汉法汉典，为缔造大元王朝预先做好了思想准备和人才储备。故《大话元王朝》这样的书名绝非是可以借此“信口开河”，反而是为了更真实地再现历史。
但这段历史却鲜为人知，仍似一部未被打开的史书，未被探掘的宝藏。就连长期生活在内蒙古草原的人们，除熟知成吉思汗以外对大元王朝则不甚了然。究其缘由，或许有三：其一，大元王朝存在历史相对短暂，取而代之的大明王朝却绵延了近三百年。除内修的《元史》相对客观外，无论是官方或民间大多是对前朝的诋毁和贬损；其二，民族性、民族文化、民族语言的差异，导致了蒙汉史籍的混乱，仅以人名为例就有不同版本的译称，既混乱又难记，甚至还有意进行污名化，所以大元王朝的风云人物便大多被尘封于历史之中；其三，便是之后长期的以汉文化为本位的思想在作祟，就连清末的一些革命者也难免俗地提出过“驱逐鞑虏”这样的歧视性口号。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才适时而超拔地提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我们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的历史性论断。他将成吉思汗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将其称为“一代天骄”。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时代进步使这段尘封的历史重新展现成为可能。成吉思汗的“武功”在影视屏幕上频频得到展现，现已有人在为其孙忽必烈的“文治”进行艺术表现了。这是建设统一国家与和谐社会、加强民族团结、构建强盛中华文化的时代需要。
但冯苓植却一再自谦没有那么“度量弘远”，他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了却多年来的一桩夙愿：身为内蒙古人，当知蒙元史。但我们纵观他这些读史随笔和札记，方知冯苓植在退休后仍在“自讨苦吃”！须知，要梳理这段历史，所涉及古今中外史料之浩繁，涉及蒙汉各民族历史人物之众多，涉及地理、宗教、建制、风俗等诸多门类学问之庞杂，非潜心研读诸史是难以下笔自如的。这就揭示出冯苓植“躲进小楼成一统”似乎销声匿迹的真相，原来他潜心苦研已快成为元史专家了。在旁观者看来，他原本可以再稍加努力，便可将这些随笔和札记进而汇总为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但他却始终声称《大话元王朝》顶多不过是一部“通俗史话”。他在电话中坦诚地告诉我说，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功力”不够，另一方面是他所追求的也正是通俗易懂。
虽然我深知冯苓植所追求的“通俗易懂”之良苦用心，但在通读全篇后我仍为冯苓植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所折服。绝少主观的臆断，竟做到了每个历史人物均有籍可查，每个历史事件均有史可考。甚至就连书中引用的一些重要话语，均严格地注明了出处。更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在这部“通俗史话”中他仍延续了他那“不趋时、不媚俗”的一贯文风，绝少见为迎合时尚去拔高某个历史人物，而是严格地忠实于历史，客观地进行叙述。比如对待忽必烈，他就没有简单地将他写成一个别具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第一帝”，而是严格依据史实将他放置于二元文化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真实地展现了他复杂而又矛盾的心路历程；不仅记录了他对中华民族诸多的杰出贡献，而且也绝不回避他的失误、反复，甚至倒退；没有简单地直奔主题，而是强调了经过磨砺后的交融。这或许正是中国民族问题最鲜明的特色：各民族的大团结是久经历史考验的。
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精神文化的联系与互动，是中华民族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团结统一的重要纽带与标识。美国的莫里斯·罗沙比撰写了《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2008年在我国翻译出版。如果说该著作是“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那么《大话元王朝》则是中国汉族同胞眼中的忽必烈大帝和他的帝国。一个是西方学者的论著，一个是中国作家的写史，二者可谓是相映成趣。这样的类比，我只是想再从一个侧面强调说明冯苓植的这部大作充溢着非同寻常的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着实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