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诗歌已离家出走甚远。

诗歌究竟是贴近时代还是远离时代？诗歌究竟是贴近生活还是疏离生活？诗歌究竟是亲近民众还是隔膜于民众？对于这些事关诗歌繁荣与发展的大问题，我们不能不做出明确的回答。

其实，与时相应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最重要的精神内核。不是诗人有意要在诗中体现“时代气息”，尤其古人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概念。而是真正的诗人总是身处自己的时代，关注自己置身其间的生活现实。如果屈原不关注楚国的命运，断难有《离骚》；如果不思在战乱中建功立业，就不会有“魏晋风骨”。如果李白不处于盛唐，恐也写不出浪漫之作。如果没有安史之乱，史上就不会出现“三吏三别”。如果没有一代又一代人对“人生何事”的思考，也不会有《春江花月夜》那样的美轮美奂之作。诗与时代的关系十分显见。

再看“5·12”汶川大地震。巨大灾变成为人类共同的震撼与伤痛，刺激着人类共同的神经。而抗震救灾凝聚起空前的民族精神，唤醒了人们的良知，感召着诗人的灵魂。几乎是在完全自觉与自为的状态下，诗歌突然井喷，涌现出了像《孩子，拉住妈妈的手》《血脉能创造奇迹》《我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等催人泪下、感人奋进、让人刻骨铭心的作品。诗已许久未曾这样与民众亲近。这难道对我们没有启发吗？

今天，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思维，呼唤诗歌回家，回到现实，回到民众。在诗的精神内涵上，应当高扬时代旋律，关注民生，关注社会焦点与社会热点，关注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方方面面，突出科学、民主、和谐等与时代同步的主题。而在美学价值上，应当包涵哲学、艺术、生活、情感、心理、语言等多重元素，丰富诗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诗的表现方式上，那种散文式的铺排与述说式的表达，即便是在抗震救灾诗中反复出现，也未能让人记得几句。还是要抒情、明朗、短小，有一定的韵律感，让人好读好记，这是中国诗歌传统在文体形式上的生命力。

让诗回家，其实也就是呼唤好诗。而好诗尽管应当百花齐放、色彩多样，但有一些特质是共同的：

好诗的精神内涵是崇高与尊严的。以中国诗歌的传统精神而言，诗歌对社会生活和人的内心世界的作用是巨大的。所谓“不知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草木虫鱼之名”等等。诗歌总是指向人类精神境界的最高处，体现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尊严。

这种尊严源于诗人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紧系于时代，把自我价值升华为安邦定国，促进国泰民安的追求，从而彰显出一种大气，并包含着丰富多彩的精神内容。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好的诗歌肯定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神灯，与卑微、琐屑、低俗、无聊是格格不入的。新时期以来的诗歌中，我们记得“归来的歌”，记得众多批判现实、渴求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力作，记得《致橡树》那样的格调，记得《我是青年》《干妈》《阳光，谁也不能垄断》等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作品。我们无法对这些“既有”的存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面对生存与毁灭、死亡与救助，诗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崇高精神。“小我”已不复存在，大爱充满人间。诗人们用灵魂牵手，用爱心感应，与受灾群众血脉相连，使诗歌成为抗震救灾的精神支援。有的诗人，甚至身体力行，赴灾区救援。他们在忘我中实现了自我，在“大我”中升华了“小我”。这是近年来中国诗歌的一次灵魂大洗礼。

好诗充满人性关怀与悲悯情怀。古往今来，中国诗人总是以天下为己任，以民生为根本，以忧患为心结，以同情为吟叹的。对于民间疾苦，诗人们“一枝一叶总关情”，充满人性关怀与悲悯情怀。

悲悯情怀出自人类的良知。在中国诗歌传统中，不论是试图参与政治的士大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还是贫寒诗人感同身受的呼吁公正与正义，悲天悯人无疑是中国诗歌美学的一种风范。但今天，一些作品在中国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中，选取乡村的落后或民众的愚昧与贫困，以个案为普遍，施以文人式的同情，这种“悲悯”轻飘而肤浅。“悲悯”本是人性关怀的情感体现，应建立在鲜活的生活真实之上，也应建立在作家的灵魂高尚之上。这种“悲悯”应是对国计民生的关注与大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与大爱，而不是区区儿女之情，戚戚小我之哀。与之相应，人性关怀也应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对人的生命权、生存权、话语权乃至个人私密的人格尊重。面对巨大灾变自不必说，即便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也应有所体现。例如对于教育、医疗、卫生、食品、健康的重视，对农村、农民、农业的关注等等，这些都必然应当成为当今诗歌的现实主题。

悲悯不等同于同情，而是一种精神力量，一种情感美德，一种爱的表达。可以说，没有爱就没有悲悯。

好诗的美学趣味是高雅的。诗的美学趣味在本质上是指向高雅的。在中国传统诗歌中，诗歌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是追求至美的。这种美是人类精神慰藉的理想境界，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美学创造。好诗对于陶冶性情、达到内心和谐，进而通过传播提升民族的精神情感，有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高下之分、文野之分历来存在。因之好诗总是经过历史的淘洗而留存的，只有时间和民众能验证其不朽。诗在追求高雅的同时，也不排除俗趣，但通俗不可媚俗，这是必须要把握的原则。如果诗人的思想境界、文化品位、情感素质低下，我建议最好不要做诗，做出来的诗注定是失败的。如果以机械进化论的观点，笼统地认为新诗比古诗好，当下的诗比新时期以来的诗好，自己的诗比别人的诗好，通过炒作让媒体渲染一下就好，这更是谬之千里了。

好诗除了上述三大要素外，还应在“文体革命”上有所探索。诗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文体自有特色。自古而今，尽管诗体不断演变，但诗的抒情的本质特色没有改变，这正是其区别于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形式的地方。如何在继承中创造，在创造中出新，使诗在内容与形式上达到和谐，是当今诗人们不能不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