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莫让批评落入观念预设的窠臼

□泓 峻

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场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答辩,有四篇论文分别论及严歌苓、尤凤伟、阿城、徐公式。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上述四位作家很少共通之处,如果不是在这样一个特殊场合,无论如何不会把他们放在一起讨论。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四篇论文对四个作家的解读,却交汇在同一个地方,概括地讲,就是:严歌苓(或尤凤伟或阿城或徐公式)的小说,通过对作为个体而存在的普通人独特生命体验的书写,站在个人的(或民间的或世俗的)立场上,对宏大的历史叙事进行了批判(或解构)。

熟悉中国当代批评状况的人知道,在近年来的中国批评界,这种批评思路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应当承认,这种批评思路曾经使中国当代批评进入一个新的理论层次,在解释一些作品时是有效的。然而,当四篇论文同时出现在面前时,我突然意识到,这种曾经深刻有力的批评思路已经成为一种批评时尚,它所包含的一套“流行”观念被不加分析、不分对象地运用着,遮蔽了文学史的丰富与鲜活,把文学批评导入到一个预设的理论窠臼之中。

如果对上述批评思路进行认真分析的话,你会发现,在其中,类似“个体”、“普通人”、“小人物”、“性别政治”、“民间立场”、“世俗生活”、“私人叙事”等概念,都带有或浓或淡的价值评判色彩;作为正面价值,它们与“群体”、“精英意识”、“官方政治”、“革命话语”、“宏大叙事”、“线性史观”,有时还包括“启蒙立场”、“理想主义”等概念形成对立。当批评者试图对一个作家作出肯定性评价时,习惯性的做法就是从上述概念中择取带有正面价值色彩的词汇进行组合,而用具有负面价值色彩的概念去指涉“主流文学”的存在状态,以此凸显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独特”的价值。

上述批评思路之所以成为问题,不仅仅在于它抹杀了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区别,把当代批评搞成了千篇一律的概念游戏。问题还包括,把“小人物”、“民间立场”、“世俗生活”、“个人生命体验”、“私人叙事”等概念赋予明确的褒义色彩,从而与另一组概念形成对立,是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当批评界对这些概念不加反思地运用时,是否会给当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带来误导?

对于“民间”这一曾经给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带来极大活力的批评概念,在成为流行的概念被不加限定地运用之后带来的流弊,前些年曾经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的清理与反思。最终,人们发现,游离于主流历史与政治权力之外的美好的“民间”,其实仍然是知识分子为自己构筑起来的精神乌托邦。真正的“民间”既有朴素美好的一面,同时也藏污纳垢,而且常常还会成为主流历史上演的舞台,政治权力收编的同盟军。因而,沈从文式的民间书写立场固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鲁迅式的站在启蒙立场上对民间的审视与批判,即使不具有比前者更加重要的意义,至少也不应该被轻易否定。这里,我想强调另外一个问题:把“个人生命体验”、“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主流历史完全对立起来,同样是一种深刻的偏见。

为了强调私人叙事与主流历史的对立,在当今的批评术语中,还常常把它称作“游走于历史的边缘”,“穿行于历史的缝隙”,或者干脆称之为“站在历史之外”。其实,抒写“个人生命体验”的“私人叙事”,不一定就是“游走于历史的边缘”,更不可能“站在历史之外”。就拿常被批评家以这些概念命名的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等作品来讲吧, 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中一直作为左右主人公命运,决定主人公“生命体验”的力量而被表现着。通过这些作品展现出来的历史,既是私人体验中的历史,也是经过艺术处理的“宏大叙事”。这些作品的厚重很大程度就表现在主人公实际上是以相当个人的方式,体验了我们这个民族中每个人都曾经体验过的苦辣酸甜,他(她)们正是因为作为民族命运的承载者而具有了人性的深度与历史的厚度。

当一部作品以一个身处历史当中的个体的视角去展示某一历史过程时,作为一个批评家,在肯定作家这种历史书写方式的价值的同时,其实还应当清楚:一个个体对于历史的感受即便是真实的,也不足以作为评价一段历史的全部根据。比如,在当今的土改小说中,经常有对地主家庭成员感受的描写。我不否认这一书写角度的意义,同时也相信“土改”过程中真的存在许多过火的、非人道的行为。从上述视角把这些内容揭示出来,是作家对历史应当承担的责任。然而,以此否定二十世纪前期中国发生的土地改革的必要性与进步意义,恐怕也有违历史的真实。

在那次论文答辩之后,我组织几个研究生就莫言近期的小说《蛙》进行了一次课堂讨论。当学生们仍然试图简单地把这部小说看成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计划生育”这样的“宏大历史”进行“控诉”时,我给他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这部作品在客观叙述农村计划生育中发生的暴力事件的同时,是否也在不断强调人口控制对我们这个民族发展的紧迫性?当作为既定国策的计划生育与顽固的民间生育观念遭遇的时候,作为计划生育国策执行者的“姑姑”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有其悲壮的一面?这部小说,是否因为触及到民族生存发展的需求与处在传统观念中的乡民个人生命感受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这一层面,而超越了一般 “新历史小说”的书写境界?

学生们后来反映,带着这些问题再次阅读小说的时候,发现了许多原来没有注意的细节,小说中众多的人物与事件,也具有了更加开放的意义。

2010-09-13 □泓 峻 1 1 文艺报 content19610.html 1 莫让批评落入观念预设的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