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纪念辛亥革命庆典”中附带了太多额外的东西，在社会效果上难免有庸俗化之嫌，从客观上也矮化了有关纪念活动的社会意义。

明年10月辛亥革命将逢100周年。而从今年年初开始，一场百年庆典“落户权”的争夺战在武汉、广州、南京、中山等热门候选城市之间展开。

作为改变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自不待言。特别是在当今现实语境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还可以昭示中国人破除历史迷障和隔阂，持续不懈追求国家现代性的努力。但也不免让人感受到地方经济和政绩渴求对于这场重大庆典的驱动力有多大：有争办城市早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便公开表示，要为筹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庆典投资二百多亿元，而记者粗略统计发现，最后用于申办辛亥革命百年庆典的直接投入不到4亿元，剩余196亿元投资实则搞了城市建设；即使在庆典工程清单内，也有不少项目并非单纯纪念性工程，而属商贸、商业地产类项目。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在这种模式下，本来最具品牌价值的人文富藏成了不少地方经济和政绩诉求的幌子，在过度开发的凿痕中面目全非，价值萎缩。近年来，这种对真实人文的非理性开发甚至延伸到了神话、文学等虚拟人物和事件的“故里争夺”上。争夺不是为了人文精神遗产的广泛传播和代际传递，而是为了通过对某一人文产品的主权占有，实现经济和政绩上的跨进。从实质上说，对人文资源的争夺是非物质领域的“圈地运动”，其对于人文精神的杀伤力，需要我们警觉。

因此，对于辛亥革命庆典落户权的争夺，难免不让人感到一些担忧。主办这场庆典的历史意义，完全有可能被现实的巨大利益所遮蔽。

毫无疑问，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发展的热情值得肯定，但是纪念辛亥革命这样一段严肃的历史，一些地方不计成本地投入到一场庆典的争夺战中，是否有些太不严肃？如果在“纪念辛亥革命庆典”中附带了太多额外的东西，在社会效果上难免有庸俗化之嫌，从客观上也矮化了有关纪念活动的社会意义。当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话题摆到面前之时，实际上，如何纪念也成为了考验地方政府的历史课题。

摘自《新京报》9月17日 徐立凡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