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地震，从“9·11”到菲律宾巴士血案，天灾人祸密集发生，逝者已矣，生者虽名为“幸存”，但他们绝不是幸运，要重获心灵平静，他们要面对漫漫长路，更需要真诚的帮助、陪伴与支持。

对20年前广州白云机场的空难幸存者来说，专业心理辅导还是陌生的概念；汶川地震中幸存的灾区民众，开始接触到中国内地第一波心理援助潮；香港政府与社会对菲律宾血案受害者的及时支援，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疗伤的范本。

在海外，针对受灾者心理的调研和援助，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在中国内地，针对灾后心理援助的系统工作到2008年才有所开展乃至“井喷”。与灾难过后高调密集的物质支援相比，这是一片更复杂、更需要经验、耐心去攻克的灾后世界。在中国内地，心理援助被广泛认识、重视和动员，是汶川地震后。“5·12”之后各重灾区的居民安置点，成为了有史以来中国心理支援者最活跃的地方。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还研发了设备，“用于灾区群众治疗心理创伤、恢复心理健康”。这也使重大灾难发生地发生了“心理干扰”现象。很多支援机构或支援者在短时间内又迅速离开灾区，使需要长期进行的心理援助产生了异象——最典型的莫过于北川中学的师生，要填写一批批心理调查问卷，以至出现了“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的现象。

两三年的坚持下，心理救援的团队们已各自累积了一些中国心理救援的本土经验。例如中国式心理援助必须以理论结合当地文化风俗。譬如，玉树地震以后，“做心理工作更需要注意当地的文化和信仰。当开始的时候，喇嘛等神职人员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灾民会更相信神”。

“无国界社工会长”陈万联总结说：“很多人问，怎样才能算心理援助是有成效的？第一，是居民对于灾难的情绪反应。第二，他们是否能过上与灾前同样节奏的生活。第三就是薪火相传，当我们离开以后，是否能有当地人可以接上班？”

摘自《南都周刊》第35期 许十文等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