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副刊

我为什么写《红火与悲凉》

□石 湾

原中青社文学编辑室部分同事合影。前排左起为萧也牧、 张沛霖、张羽、王立道、江晓天、韦钟秀、毕方,后排为唐微风

当我写完《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书稿时,正值2009年6月,忽然想起,自我2004年6月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休,至今已经整整5年。我并不恋栈,但5年来,也许是几十年凝聚的文学编辑情结,文学出版界的历史云烟和时代风潮,依然时时刻刻在牵动我敏感的神经。尤其是2007年,《文汇报》发表的一篇《“四大名编”的故事》,一下子触发了我要为我所景仰的前辈名编立传的心愿,我也选择了四位名编,即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写成了《也说京城名编》一文。拙文在2007年10月7日《文汇报》上刊出之后,接连有多位文学界的师友打来电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还有些未看到这篇文章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要那期报纸看。而那时我尚未收到样报,就想先找一张给病得已骨瘦如柴的江晓天看看。我找到邻居李兴叶先生,怎料他说:“这张报纸我不能给你,因为你写的四个名编中,有两个是有恩于我的,江晓天是我在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工作时的领导,还为我的长篇小说《帝国的草原》三部曲写过序。我最早的一个短篇小说,又是他推荐给李清泉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但对他俩在文学编辑事业上的成就我过去了解不多,所以,你这篇文章我得好好保存起来……”过了些天,我又遇见他,再次说起这篇文章。他说:“可惜《文汇报》只能提供给你一个整版的篇幅,让人看得不过瘾。你能不能在此基础上,扩展成一本20万字的书呢?”

我当即接受了他的这个建议。这是因为《也说京城名编》原本写了近两万字,除了萧也牧、江晓天、李清泉、王朝垠,还写了张羽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几位名编,但想在报纸上发表,就不得不“削足适履”,压缩到一万余字,所以才使他读罢有了一种“不过瘾”的感觉。然而,有精彩故事的京城名编何其多矣,即使是写二三十万字,恐怕也写不周全,无论遗忘了谁,都是一种不该原谅的憾事。于是,我就想,不如单写江晓天和萧也牧当年带领的那个出色的编辑团队。写这个团队的理由,我在《也说京城名编》一文的开篇,就提到了:

上世纪末,我在参与“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的编辑工作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十七年中,入选的长篇小说共六部,除《保卫延安》《青春之歌》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而外,其余四部,即《红旗谱》《创业史》(第一部)、《红岩》和《李自成》(第一卷),都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此期间入选的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集,只有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也是出自中青社。由此可见,那时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实力,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然而,中青社担负文学图书编辑工作的,只有一个编辑室,江晓天、萧也牧当年分别是编辑室的主任和副主任。他俩诲人不倦,手把手地带出了张羽(《红岩》责编)、黄伊、毕方(《创业史》第一卷责编)、王扶(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等一批优秀编辑,形成了一个精诚合作的集体,在抓稿、编稿方面自有一套非凡的功夫。

兴叶很赞赏我的这个采写方案。于是,我就先奔江晓天家,开始了采访和资料的搜集工作。老江很谦虚,说:“你就不用写我了吧,集中精力先写萧也牧吧。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挨‘棍子’的作家,《红旗谱》的责编、《红旗飘飘》丛刊的创办人,‘文革’中又为保卫《红岩》被整死了,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不是其他名编辑可以替代的!我觉得,你能为他立传的话,比写一个开国时的将军或省委书记还要有价值。”

老江这番真诚的话,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的采访和资料搜集工作,就先围绕着萧也牧进行。可是,当一些重要的采访线索接连中断之后,我就觉得自己动手太晚了。最了解萧也牧的张羽和黄伊已不在世了,等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和萧也牧的大儿子联系上时,方知萧也牧的夫人李威也在我准备采写这本书时含恨长逝了。加上一些杂务的干扰,使我的采访和搜集材料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近一年,仍未能开笔。直到见到张羽的遗孀杨桂凤,得知张羽生前曾想写《萧也牧传》。她把张羽当年采访李威、康濯等的一批采访记录慷慨地提供给我之后,我才得以掌握了许多珍贵的史实,揭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真相,开始了《萧也牧悲剧实录》的写作。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丁玲、冯雪峰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那场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我终于梳理清楚了。而当代文学史上的这场公案,丁玲一向是以胜利者自居的。直到我的《萧也牧悲剧实录》在《江南》杂志上刊出上篇时,我在首都图书馆借到刚上架的《纤笔一枝谁与似——丁玲)》一书,发现在这本厚达476页的传记中,竟还是把对萧也牧的批判放在《为了新中国文艺的繁荣》一章中。读罢此文,更使我感到,我动手写这本书尽管晚了,但毕竟是为把当代文学史中这页被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尽了绵薄之力。

遗憾的是,我未能在江晓天在世时完成他的嘱托。虽在写成《萧也牧悲剧实录》之前,我陆续发表了《<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红日>是这样喷薄而出的》和《一部<红岩>血凝成》三篇文章,记述了他和萧也牧带领的那个团队所开创的部分红火的业绩,但直到江晓天病逝半年多后,我才写出《江晓天的编辑生涯》,完成了整本书的写作。行将搁笔之际,我不只叹息他们悲凉的命运,更感受到了他们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他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学编辑中真正的精英,我为有萧也牧、江晓天这样杰出的前辈同行而感到骄傲!与此同时,回顾这本书相当艰难的写作历程,也感到历史上的许多现象以至细节,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采写他们的故事,我往往会联想到自己曾经历过的创业艰辛、奋斗坎坷和成功喜悦。可以说,我是在写前辈的命运,品自己的人生。我相信,文学编辑和广大读者的心是相通的,萧也牧、江晓天他们编辑出版的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优秀文学作品,曾经哺育了新中国几代人的成长,那么,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神圣的职责和悲剧的力量,也一定会鼓舞我们去开创光辉的未来,迈向更加崇高的人生境界吧!

2010-10-11 □石 湾 1 1 文艺报 content28519.html 1 我为什么写《红火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