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是恨我的学校，还是喜欢我的学校。

因为校长动不动就大惊小怪地给妈妈打电话，实在败坏我对学校的感情。

有一次同学们谈论死亡的可怕，因为一个同学的奶奶患癌症去世了。他说，他奶奶去世之前疼痛难熬，受尽了折磨。我说，要是真这么可怕，还不如趁早自杀。

也不知道校长怎么知道了，好像他长着顺风耳。知道也就知道了，这又不是什么调皮捣蛋的事，可他竟然通知了妈妈，我说：“我那是开玩笑。”

校长说：“万一你真来这么一手，谁负得了责任。”

没过几天，校长又把妈妈叫到学校来了。

说是艾克斯教唆某某同学，往校车司机脸上吐唾沫，司机马上报告了校长。

因为艾克斯是我的朋友，事发当时我又在场，于是我和他们两个人，同时被押送到了校长室，然后校长给每个人的家长打了电话。

一般来说，出了这种复杂的情况，通常都由妈妈应对，别忘了她是律师。

她马上从律师事务所赶了过来。

这就是她对大律师事务所的优厚待遇从不动心的缘故。她就职的这家律师事务所，虽然没有大律师事务所的待遇好，但是离我们的学校很近，一旦我和戴安娜出现什么“情况”，20分钟之内一定赶到。

校长让我们三个人，当着家长的面，重复当时的经过，最后大家明白，那事儿跟我没关系。

回家以后，妈妈说我当时表现得很坦荡，以后不论遇到什么“糟糕的”事，只要不是自己干的，应该永远这样“勇敢”。

这是因为我接受了从前的教训。好像是二年级的时候，艾克斯曾经让我把空盒子放在女同学头上，妈妈说：“你都快7岁了，应该有自己的脑子，为什么听别人的指挥，不听自己脑子的指挥？难道你的脑子不如别人的脑子聪明？”

“不，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为什么还要接受一个错误的指挥？”

爸爸说：“这不关聪明不聪明的事，这不过是朋友之间的默契，或是一般男孩子都喜欢干的恶作剧。”听爸爸的意思，显然是妈妈大惊小怪，或妈妈毕竟是女性，对男孩子的心理不像爸爸那样容易理解。

不过妈妈说的也很有道理，而且我感觉那是大道理，所以我和戴安娜对她说的话，往往当时不能理解，需要过一些时候才能理解。

他们两个人的意见经常不一致，这曾经让我十分难办，不知听谁的好。

现在我长大了，尽管还不够大，也知道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但这不见得就是我站在了妈妈一边，听从了妈妈的指导。可我这么说，是不是表示，我对他们的分歧，已经有了倾向性的选择？

过后，艾克斯寄给我一张感谢卡，卡上还写着：“我非常抱歉连累了你，你还是我的朋友吗？”

我马上挑了一张他最喜欢的，加菲猫弹吉他的卡片寄给他，我在卡片上写道：“我很高兴能在校长那里陪着你，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

妈妈读了我写在卡上的话，马上搂过我的脑袋……我往底下一出溜，溜出了她的怀抱，我知道她肯定要吻我的脸或我的脑袋，并且弄我一脑袋口红。

据她说她的口红不掉色，谁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的脑袋上时不时就有口红的残余。对一个已经长大的男孩来说，被妈妈在脑袋或脸蛋上留下口红残余，实在不是值得炫耀的事。

妈妈对校长的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满意，说是他让我们学会如何勇于面对事实。在事实面前，既不能推诿也不能撒谎，即使朋友之间也应该如此，等等，等等。

这些话，当然不是当着校长的面，而是当着我和戴安娜的面说的。妈妈从来不当面说人家的好话，她说，那有点像是拍马屁。

说完，不知道为什么，她还使劲看了戴安娜一眼，那一眼有点像钉锤。她是想把这些话，钉进戴安娜的脑子吗？

记得有一次在爷爷家，戴安娜需要两节五号电池，就去找爷爷要，爷爷顺手把一整包电池给了她，她一看是一整包电池，马上又说：“也许我需要四节电池。”

爷爷马上说：“没人限制你的需要，但是我们不能见便宜就占。”

后来，戴安娜逢人就说，她不喜欢爷爷。

再以后，每当爷爷和奶奶来访时，总有人拔掉爷爷电动牙刷上的插销，或用他的牙刷刷鞋，或把他的漱口杯藏起来……

爷爷问：“戴安娜，你知道是谁拿我的牙刷刷脏东西了？”

“不知道。”

“你知道是谁拔掉了我牙刷上的电线插销吗？”

“不知道。”

“你看见我的漱口杯了吗？”

“也许是清洁女工打扫卫生的时候扔了。”戴安娜说。

“清洁女工星期二才来，今天是星期四……”爷爷说。那一会儿，爷爷的脸拉得很长。

停了一会儿爷爷又说：“我们家没有不说实话的历史。”

我看见，戴安娜的脸红得特别厉害。

我猜一定是戴安娜干的，我们家除了她，谁也不会干这种事。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如果你觉得爷爷什么地方不对，可以和爷爷谈谈，而不应做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

但是我没有证据，不能说就是她。这是妈妈说的，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能随便做结论。这不仅是对他人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品德负责。

（摘自《四只等着喂食的狗》，张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