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李鸣生的《发射将军》文本很有意思。我注意到这部50万字的报告文学用了49万字写人，写李福泽将军献身酒泉发射基地的一生，用1万字在全书“尾声”之后，特意呈现了《酒泉发射基地的另一读本》，从1956年一直写到2008年神舟七号在基地发射成功。后者是一种大事记的写法。这种写作的布局很有意思，也很有意味。李鸣生似在用这种文本方式诉说着他的报告文学创作的重在写人的理念，写人在事件中的作用，写主体的能动性在历史事实中的巨大作用，这种对于“人”的着眼点，我以为突出了报告文学的“文学”特质。

其次，这部书从人出发，写出了命运感。同一种素材，以“事件”为落点，还是以“命运”为落点，所呈现出来的文学面貌是绝不相同的。我们以往写中国高科技的大事件，往往会局促于写作对象的限定，而选取“事件”作为下笔的起落点。李鸣生不同，他的书中对于事件的描述详实细致，但绝不影响他作为作家主体对于这些事件背后的人物与历史命运交织的兴趣和好奇。我想，这种有意识地向人内心深处的推进，是文学的一种自觉。大量历史中的细节支撑了这种对事件深处人物命运的掘进，从某种程度上讲，李福泽将军从1956年赴酒泉基地担负使命起直至1996年去世，从他对新中国建立的贡献一直写到对国家航天事业的贡献，这几十年，他的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不可分离，共和国的命运与人物的命运在书中结构成了一部恢宏磅礴的命运交响曲。我以为，如何在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与深具影响的历史进程中，写出一个民族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东西，这一点《发射将军》为我们提供了报告文学写作的宝贵经验。

第三，李鸣生现象值得我们评论界好好研究。他的“航天”系列已完成7部，每部都有几十万字，包括其他题材在内的报告文学大约已有700多万字。这数百万字的背后是数以千万字计的素材收集，这不仅是一个量的问题，也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文学工程问题。我在想，是什么力量使他一直保持着对航天事业关注的激情与热力，仅只是他青年时期作为发射基地一员的经历吗？好像并不这么简单，他写了20年手都写酸了心都写累了，是什么力量仍然支撑着他的“史记”之笔呢？我想是他内心深处对于历史的一份责任的自认。航天事业对于我们国家是一种新的历史，同时也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强盛，作为曾参与这项事业建设的一分子，已成为一名作家的李鸣生绝不允许自己轻易放下笔。

深读之时，了然于心的是他落笔的肃穆苍劲，由然而生的是对这份使命认知的深深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