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高品位的访谈栏目

时下的人物访谈里一问一答的方式得以频繁采用，甚受受众欢迎。首先它有现场感，更具有真实性；不给予任何修饰的受访者原生态语言又可看出他们的性情、涵养……赏读这些访谈常常深得启发，名人对事业的执著、对生活的豁达、对世事的领悟，娓娓道来，让读者受益匪浅。但也出现一些充斥“三俗”的访谈栏目，尤其是对演艺明星的访谈，八卦和绯闻的内容被肆意宣扬，恶意炒作、凭空捏造之诟病竟成栏目“理念”。

期待更丰富更精彩更具品位的人物访谈，采访者对主题的充分把握及对受访者内心世界的逼近，受访者个人非凡的才识和坦诚率真的态度，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对话，双方联手打造出一篇篇艺术性、思想性交融的精品。希望努力做到不仅在于谈话更有谈话背后的睿智，不仅在于观点更有观点撞击的机锋，不仅在于思想更有思想成长的历程。

潘仕栋（广 西）

写散文要精心选好角度

我曾读过梁衡写的政治人物瞿秋白、周恩来，真让人回肠荡气。我就想，作家什么时候写出毛泽东呢？后来知道梁衡从取材、构思、动笔到推敲，《觅渡，觅渡，渡何处》写了6年，而《大有大无周恩来》竟用了20年。那么，写毛泽东就更不是一挥而就的了。而我认为在作品漫长而艰辛的孕育过程中，精心选好角度，是决定作品成功的关键。在毛泽东逝世33年后，梁衡的散文《假如毛泽东去骑马》终于问世，作品以独特新奇的写作角度让人惊羡。

写伟人毛泽东，如何立意，何处下笔，确是一个难之又难的问题。作家选择了假如毛泽东骑马走江河这个写作角度，为作品定下了新颖奇崛的基调。这个“假如”不是空穴来风，它是毛泽东的夙愿，有他的五次话语史料为证。作家捕捉住这一史料，激发了创作想象的灵感。这便是文章的第一部分，是为总起。接着，作家便以走两河的行程为视角，分写出聚焦民生和经济的第二部分——黄河之行，和聚焦政治反思的第三部分——长江之行。而在这两部分中，作家通过毛泽东的“忆想”与“我”的“猜想”，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和“我”往日访察的资料，虚实相生、不枝不蔓、合情合理地融合在一起，自然流畅，浑然天成。这样，作品所描写的毛泽东在实际中、在生活里、在群众间，考察接谈，视事阅人，对许多重大事件进行冷静理智的思考，真实可信地表现了一代伟人的性格、气质、胸襟、思想和感情。

在文章末尾，作家站在历史的枝头眺望，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担当，畅想两河之行结束的1969年9月，在上海开了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抓经济建设、转变党的作风、总结教训三个决议，当然就没有了文化大革命，这是历史的大幸，国家的大幸，民族的大幸。这样的活剧虽然没有被重实际、重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导演出来，颇为可惜，但梁衡的文章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精神财富。 高正东（江 苏）

也说“文学批评的三个向度”

《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9日三版载一短文《文学批评的三个向度》。对文艺随笔类文章本来是不必兴师动众地商榷、争鸣什么的，但看看这好像是一篇论文的摘要，其观点正印证了目前文学批评的一些现象，故说几点看法。

文章将文学批评按着眼点的不同分为三类：以研究作者为主的“古典主义”，以研究作品为主的“现实主义”，以借作者、作品来生发自己为主的“现代主义”。并旗帜鲜明地表态：赞赏第三种。且不说命名是否妥帖，情况是存在的，也属常识。但文章为了助证自己的表态，举旧红学痴人说梦为例贬抑作者研究，举毛泽东评《红楼梦》为例贬抑作品研究，这种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立论技巧是不能赞同的。同样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举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褒赞批评者的“写自己”，其实陈著是历史人物研究，并非文学批评，岂不偷换了概念？

实际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上述三种侧重总是交相为用、不可割裂、不分轩轾的。尤其是当前文学批评中懒于研读文本的空疏评论渐渐成风，所以将“你写出了一个你，我写出了一个我”这样的批评方式定性为“批评艺术的本质”，拔高为“批评者人格的觉醒”，既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时宜的。 顾礼俭（江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