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用先生是一位职业出版家、一个纯粹的爱书人。他是真正热爱出版而投身出版这一行的。书，对于他而言，就是生活，就是生命。所以，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绥青的传记时，范先生就建议书名为《为书籍的一生》，这是他自己心灵的写照。他说：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人家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他的话，如此直白，如此深情，如此真诚！

范先生是一个特别要“好”的人，对所珍爱的书，他更是讲究用纸，讲究装帧设计，讲究书的书卷气，讲究朴素高雅，讲究手感和亲切感。从1938年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起，他就开始设计图书，直到晚年，成为真正继承并发展了鲁迅时代装帧设计风格的书装艺术大家，影响了三联书店几十年来的设计风格，也影响了中国书籍装帧界。由于对书的挚爱，他还策划了《西谛书话》《晦庵书话》等一批书话，编辑了《爱看书的广告》《买书琐记》《叶雨书衣自选集》等有关的书。

范用先生又是一位一生追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的编辑家。在这一点上，更多可以看出他是在邹韬奋先生等老一代三联创办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为抗日救亡和传播进步文化而勇于牺牲的无畏精神。1979年与陈翰伯、陈原等创办《读书》杂志，发表《读书无禁区》的文章；《傅雷家书》《牛棚日记》《随想录》全本、《为人道主义辩护》等的出版，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文革”后解放思想和文化启蒙起到巨大作用。范先生在80年代初还策划了《聂绀弩杂文集》《胡风杂文集》《高尔基政论杂文集》《我热爱中国》《凋谢的花朵》等一批思想性、开放性很强的书。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也是经范先生介绍到香港的杂志发表，后来又力争在国内出版。在该书审稿意见的最后，他写道：我曾设想三联可以出版一些纪实的作品。这类作品，并非历史，但是当事者的实录，也可看做“历史的证言”或“历史的侧记”……这突出显示了一位资深出版家的深谋远虑。如今，同类型的书已成为三联书店的传统和品牌。

范用先生是惟一一位从1938年起直至离休都没有离开三联出版第一线的出版界前辈。是他，全面承继了老三联的珍贵传统，又从各个方面开创了新三联的独特风格和境界。在三联书店的历史上，他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通过他，今天的三联人可能直接汲取到邹韬奋先生的骨气和文气；通过他瘦弱而极富生命力的形象，我们也不断感受到那一代叱咤风云的出版人物的神采。如今，范先生去了。我们只能通过反复的追思，在我们心中留驻他高贵的精神，直到永远。

摘自《光明日报》10月20日 汪家明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