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擅长抓取国人的心理共鸣点。唐山大地震，连同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已经成为承载国人太多苦难、眼泪、生离死别的民族记忆。但我认为，《唐山大地震》只是电影商业运作中一个吸引眼球的标题，电影的核心部分不是讲地震，那些用数字技术制作的炫目地震场景也只是模仿好莱坞商业灾难片而已。它讲的是一个母亲艰难的选择，以及这个选择所造成一个家庭震后30年的命运。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新鲜。上世纪80年代由艾伦·J·帕库拉导演的美国电影《苏菲的选择》同样讲述了一位波兰母亲在“二战”中艰难的选择。

中国母亲李元妮和波兰母亲苏菲，在一女一子中只能选择救一个孩子的时候，无奈选择了让男孩生，让女孩死。这一违背母亲天性的残酷选择，不仅是此后折磨母亲的一把刀子，还支撑起故事的后续部分。

然而，总有些细微的区别，昭示出不同的人群对灾难的不同理解。李元妮的女儿方登因为母亲在生死一刻选择救弟弟方达，而对母亲充满了怨恨。一个年仅6岁的女孩，震后主动选择远离她的亲生家庭。方登长达32年的怨恨——她长大后对养父说，不是记不起来了，而是怎么都无法忘记母亲在那一刻说的“救弟弟”——对应的是母亲32年赎罪式的生活，这其实才是电影《唐山大地震》的重头戏。电影最后是大团圆的结局，用女儿在汶川大地震中的领悟让母女重逢，化解了女儿的怨恨和母女间的隔阂。然而，仔细推想，如若没有汶川大地震，这个故事又该怎么结束？如果我们以为苦难是偶然的，而且凭靠着偶然的机遇就可以让苦难滋生的恨意冰释前嫌，那生活就是可以被我们任意想象的儿戏了。相比较来说，《苏菲的选择》悲剧性的故事叙述和结局更令人动容。

《苏菲的选择》讲述了一个在美国的波兰女人苏菲，和一个犹太人内森之间的爱情。苏菲是“二战”集中营的幸存者，内森一见钟情爱上了这个骨瘦如柴、面色憔悴的女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她。在调养之下，苏菲慢慢容光焕发，但是她对“二战”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讳莫如深。而内森也是被谎言包裹的人，他谎称是生态学家，其实是性格张扬、情绪起伏不定的精神病患者。这两个特殊身份的人坠入了爱河，一个南方的青年作家史丁哥进入了他们的生活，并逐渐了解了他们的身世和真相。他既欣赏内森的学识才华，又暗自心仪风姿卓著的苏菲。在他们相识相知的过程中，隐藏在苏菲背后那个黑暗的尘封世界慢慢显露出来。苏菲在战争中数次无奈的选择也一一曝光，而其中最为残酷的，就是她在生死一刻选择救儿子而将女儿交给刽子手，为此，她终生拒绝再做母亲。

对选择及其结果，两部电影呈现的是截然不同的故事。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怨恨，其实是充实冯小刚亲情故事的情绪主体。《唐山大地震》不遗余力刻画的是震后怨恨的女儿和赎罪的母亲。李元妮说她不能活得“花红柳绿”的，否则就对不起死去的丈夫，更对不起“死去”的女儿，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的伦理心态，最大限度地收缩和压抑自我。《苏菲的选择》却直扑主题，生命中苦难如此之多之频，有多少选择原是无奈之举。苏菲多次选择，却越来越陷入逼仄之境。无论是苏菲战前选择不参加危险组织，还是集中营中主动勾引纳粹军官，都是如此。即便她那个最难的选择，把女儿送进焚尸炉，让儿子活下来，也无法确保儿子能否在集中营中活下去。

地震和战争都是灾难，一个是自然灾难，一个是人为的灾难。在灾难中受到锥心创痛的人，被迫交出了他们对生命的理解。

在我看来，《苏菲的选择》更加逼近生存之苦难。苏菲在集中营之后，仍然会笑、会爱，仍然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女人，战争的苦难并未给她的战后生活全然涂抹上仇恨的色彩。她与犹太人内森起伏无望的爱情，也是一种赎罪，赎她和她的父亲曾鼓吹屠杀犹太人之罪。这赎罪之爱终究还是摧毁了她，她带着报答内森的知遇之情与他双双殉情而死，纵然是个悲剧的结尾，却让人惊叹于她如此苦难的生之后，如此超拔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