嫣然的《残龙笔记》敏锐地触及到了关系百年大计的重要问题，毫不留情地撕开了“成长”的社会假象。如白烨所说，它以一个16岁中学男生的愤懑、反抗和艰难成长，真实描述了从家庭到学校的“望子成龙”给学生造成的不堪忍受的重负。父母和老师在“神童”、“龙”等冠冕堂皇的名义下，实际上把孩子当成了满足他们虚荣心的工具，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在这种强制性的“捏造”中被忽视、被遗忘了；于是小说中的少年便由“蜷缩”到“封闭”，拼命地反抗，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执意要成为一条“虫”。这一无奈的命运选择，既是一种个人的权利，也是一种决绝的背叛，从而道出了成长的“原罪”。

当前，有些父母们放弃了“仁慈”的口碑，“冷酷”地让孩子们直面他们的处境，过早地担当了生活的屈辱和风险，像重新规划自己一样规划着孩子的人生。对孩子而言，“拔苗助长”已与己无关，而是父母对自身虚度年华的惩罚与补偿；由于社会的商业化，教师的传道、授业、解惑已渗透了太多的利益成分，它往往与职称、待遇、荣誉和其他因素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之，学生成了砝码，成了当今教育制度的“产品”，老师按照程序进行批量生产，而他们也不得不付出天性、健康、快乐和年华的代价。《残龙笔记》触目惊心地揭示了这种成长的惨淡和不堪重负。

压力的过度担当最终会导致人的精神崩溃。残龙洞穿了梦想、勇气、雄心的神话及其荒诞的现实逻辑：听话、可怕的刻板记忆以及遵守规则和训诫，由此他确定了自己的价值：我是一条虫，不是一条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有着类似经历的母亲，嫣然深味了孩子“出世”的绝望和自虐的痛苦，她尝试着以最高的母性哲学来化解其中的症结并探索着可能的救赎之途。

儿童教育家孟迁认为，自由是孩子的天性，孩子从出生那天起，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独立的意愿和个性，具有自我反省和教育的能力，无论是父母、老师还是亲友，都没有特权去支配和限制他的行为，应该给孩子自由。嫣然基本认同了这个观点并对此进行了辨证的演绎。在虚拟的梦幻岛，残龙没有了龙与虫的纠缠，充分地发挥了他的才华、智慧、自信、理性和其他能力，也充分地袒露了少年成长的喜怒哀乐，有朦胧的情感冲动，有严肃的责任思考，有热烈的理想诉求，这何尝不是在昭示：让孩子顺其自然地成长才是真正地尊重生命的规律，才能够发挥关爱的最大效益！为此，嫣然对当今弊病丛生的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以母亲、作家和学者的多重身份提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其一，对孩子而言，成长才是根本，成才不过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而已，应该把这种过去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其二，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作为存在的个人，应该有充分的成长权力，无论是父母、社会还是其他力量，都应该充分地“给予”和保障，而不是以爱的名义残酷地剥夺。第三，应该让理解成为通往孩子心灵的桥梁，父母和老师最好以“参与者”的身份，和孩子共同面对各种“问题”，在“共患难” 中，实现与孩子关系的和谐。

每个孩子都有着自己精彩纷呈的世界，任何外在的规划，犹如不可把握的力，不是对它的有效实现，而是对它的扼杀与戕害！因为，它首先就破坏了孩子的自主权，破坏了孩子对自身之外的向往与亲近。《残龙笔记》所呈现的另类精神世界的“世外桃源”，如不受干扰的兴趣、和谐的人际关系、纯粹的灵魂等告诉我们，我们屈服于当下社会的“潜规则”所给予孩子的诸多爱护，就不自觉地堕入了反人性、反孩子的窠臼。为此，嫣然坚决地反对拔苗助长，让孩子过早地成人化；坚决地反对听话、懂事、乖巧等价值标准对孩子的同化和规驯；坚决反对神童教育，让孩子在奥数、特长班、绘画、音乐、体操等的训练中不堪重负；坚决反对粗暴地扼杀孩子的情感，等等。嫣然始终充满焦虑、也充满期待地呐喊着：放手吧，放手将会使家长完全地拥有自己的孩子，也会让孩子真正地创造未来。

当然，放手绝不是毫无原则地卸责，而是努力扭转反常的社会规则，用爱和宽容打造孩子人生的诺亚方舟，让他们呼吸自由的空气，在阳光和雨露之下健康、茁壮地成长。嫣然指出的救赎之道，不但重新回应了鲁迅在“五四”时期“救救孩子”的呼声，还深刻地警醒了社会：补偿孩子的成长之“债”，该是行动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