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舒清《小米媳妇》，《作品》2010年第7期

小说写了一对年轻的穆斯林夫妇：男的叫小米，做电工，本分拘谨，讲究礼节；女的曾做保姆，活络生动，但表现出某种虚荣。两个人都来自“我”的乡下老家，在城市经人介绍结合。有如小米和媳妇判然有别的性格，小说由“我”展现的作者之于他们的态度也截然相反：他欣赏而且喜欢小米，后者的诚实质朴、拘束好礼让“我”有一种“好像忽然间回到了家乡似的”感觉；而小米媳妇却不让人喜欢，她讲时髦爱打扮，常因虚荣说假话。

在意蕴主题日益暧昧复杂的当下，石舒清的小说通过对两个人物的刻画，表现出一种少见的爱恨分明态度。当然，对小米作者是爱的，但对小米媳妇，却不足以称恨，甚至说不上厌恶——至少那些非议都是由“我”妻子之口发出的，而“我”每每却表现出宽容——“这个女人，无论怎么说，她是一个无城府的容易乐观的人”。但宽容是有限度的，或者说，宽容本身往往也意味着事物有不被接受的一面，展示宽容也便展示了仁慈，而宽容的被挑战、被打破，也就彰显了事物的顽劣。小米媳妇有一点花哨、有一点虚荣，一开始在“我”眼里都不十分打紧，即便在她作为穆斯林妇女时戴不戴帽子这一点上，“我”也没有过多置喙，但当“我”看到她打遮阳伞、说普通话，和白胡子的回族老人在大街上走着，“好像一个下到基层的大领导在听着田间老农给她介绍着什么”时，“我”便再也忍不住了。

其实，作者对小米媳妇的感情从一开始便是复杂的：既有对小人物的卑微、贫穷引起的同情，这是宽容的基础；又有因小人物的虚荣和不诚而引起的羞愤，这使同样作为一个穆斯林的“我”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几乎要哭出声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现代知识者面对底层常有和固有的矛盾情感，然而恰如小说所展现的，“我”内心哀与怒的纠结最终却是以怒的胜出而告终的。作为无信仰者，笔者无法充分体会一个穆斯林因不尊教礼的另一个穆斯林而生的羞愤，但它显然对“我”的情感失控发生了作用，这也使小说在结尾处显现出一种强烈的道德谴责意味。

但这里似乎又并非全然是一种道德谴责。“我”的眼泪一方面固然是因羞愤而流，但另一方面更是一种文明伤逝的感怀，即穆斯林所崇尚的“清真”精神的丢失并不单为小米媳妇所有，这是城市的罪责、时代的病症。小说题为《小米媳妇》，但对小米亦不吝笔墨，由此刻画出正反对照的两个人物形象，形成了传统／现代、常／变的反差与映衬，而在此反差和映衬中所传达出的，是沧海桑田和人心不古的无尽伤感与哀叹。

然而，不管道德谴责还是文化感伤，在此都缺少真正的打动力。在当代现实面前，在最为不堪的底层现实面前，黑白分明的道德谴责和缠绵悠远的文化伤感都着实显得有些轻重未分、虚空缥缈了。当然，这不是否定道德叙事和文化叙事本身所具有的意味和力量，也不是否认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它们所曾有过的力量与辉煌，而是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中国现实语境面前，它们确已失去了它们曾经的批判力。

作家有其选择发言角度的自由，但道德批判和文化感伤相对于可批判的现实来说，显然是有些陈旧乏力，甚至文不对题了。以石舒清的小说来看，小米媳妇始终让人无法释怀的一点是她遭受谴责、引人喟叹的虚荣背后所隐现的沉重的生存现实：小说写她爱换衣服，但换来换去只有那几件；还写她好面子、说大话，说教主来了一定要请他到家里做客，但事到临头却总借故推脱……这都显出她的虚荣，但虚荣背后却更显现了生活的无奈与辛酸。只是，作者并没有对此深入地挖掘，虽然他保持了一定的宽容和理解——这表现于刻画小米媳妇时只摆事实不讲道理的谨慎态度，但这份宽容和理解却不足以让我们忽略掉虚荣，而“我”最终的情感失控也显示出，在作者的情感世界里，虚荣所引发的羞耻（或愚昧所引发的愤怒）而非卑微所引发的不忍（或贫穷所引发的悲哀）最终占据了上风。

应该更明确、更深入地提出和思考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才是最应该被批判的？个体，还是社会？人性，还是体制？愚昧，还是贫穷？这自然也是当代启蒙无法绕开的话题。小米媳妇的虚荣——尤其是小说结尾“补缀”的那个场景——不可谓不扎眼，但有一种执拗的力量总让我们绕开虚荣，去探视它背后的一切——她依需并维持这份虚荣的无奈以及代价……

而这一“执拗的力量”是什么？慈悲与良心？这个作者也有，所以他最初也施以宽容，但重读小说就会发现，在同情与宽容的给予上，作者始终是犹疑的、吝惜的：他没有跨入过小米媳妇家半步，对她的身世（尤其和“大领导”的关系）也有一种若有似无的猜疑，这也为最后的道德批判和文化伤感预留了空间。所以，小说最后写“我”当街流泪，而这眼泪可能是让我们颇觉遗憾的，因为它是为羞愤、为伤感，而非为不忍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