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必然相侔于中国的文学态势；同时又体现着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共性特点和追求。当今活跃在中国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文学世界的敏感使得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借助于新的文学理念与方法，写出了一批有深度的民族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民族文学的代表，承受着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族群文化压力。尽管他们的文学作品镌刻在中国的文学版图上，并昭示着走向世界的可能，但在如何更进一步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问题上存在各自不同的见解与认识。文学创作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外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实践中它占有多大比重？作家评论家应如何正确领悟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论说？带着这些问题，日前本报记者走访了蒙古族评论家包明德。
记者：文学艺术审美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个内涵极其丰富而又科学的命题。浅表理解会流俗，高深莫测会走向玄奇，偏执狭隘会自我隔绝，僵化停滞会走向枯竭。您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有没有必要在创作中准确把握这两者的关系？
包明德：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在讲课中和一些文章中也曾涉及过，我要强调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人所熟知的话，即“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如果对这段话作浅表解读或误读，那么本是意义积极、导向性很强的道理，反而会造成认识与实践上的障碍。“世界的文学”是有特定而准确的含义，不可理解为当时或当今产生或存在一种超民族、超时空的“世界文学”。
“中世纪的欧洲是属于世界主义的，它被基督教和拉丁文化统一起来；文艺复兴时期，共同的人文主义则把欧洲的作家们结合起来”。但是不久，浪漫主义的热潮席卷而来，民族独创性又被肯定了，又被突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有的国家利用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势，向全世界推行西方价值观，以各种方式进行文化渗透和体制输出。直到20世纪末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有的国外学者便妄言“历史已经走到了尽头”。这期间伴随着经济上的全球化，加之交通传媒的便捷，文化全球化的声浪伴随而至。国内便有学者认为国外某些文艺理论资源，就是现成的可以拿来作为中国文论的主要资源，就是我们未来学科和教材建设的基础。曾几何时，美国“9·11”事件，中东西亚的炮声与苦难，特别是近两年的经济危机，使得整个世界弥漫起对西方制度和价值的失望怀疑情绪，涌动起对新的社会形态的追索和期待的热浪。随之，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产生了强烈的抵制，冷静和理性得到恢复，民族文化自信心和创造力得到新的增强。
恩格斯在《致保尔·恩斯特》的信中说：“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还有自己的性格以及首创精神，并且独立的行动，尽管在外国人看来往往有些奇怪”。他还提示人们把这些问题“彻底了解清楚”。恩格斯还指明当时的德国出不来易卜生这样的作家，当然在德国作品中也不会出现娜拉这样的人物形象。只有在当时挪威那样的经济社会条件和文化环境中，才可能有娜拉这样具备独立品格，不能容忍当男人玩偶，追求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女性形象。作为和《共产党宣言》那段话的呼应，恩格斯在这里着重强调了民族性的重要，阐明了民族性与历史文化传统、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密切联系。
记者： 有评论家认为，文学的首创性和民族性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从当前直到久远，丝毫不能忽视文学的民族性、本土性。那么民族文学品格与世界文学中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包明德：我们说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问题是百年课题，就应当关注历史上一些哲学家、思想家、文论家和作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和论述。别林斯基有段话说得很精辟，也很深邃。他说：“只有那种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一个没有了另外一个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存在。”总之，民族性是审美想象和艺术创新的介质和依恃，世界性则是民族文学的动力和追寻。
这里要强调的是，文学的根脉在本土，文学的创新和发展在学习，在吸纳新的养料。我们处于开放的世界，时时都呼吸到信息和语义的新鲜空气。这正是感知自己短缺，弘扬自己优长，激发创造力，用他山之石打磨自身，发展民族文学的大好时机，是站在人类和时代精神文化的高度，激活自己，增长自己，发展自己的有利环境。看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否靓丽，影响是否广泛，往往是在世界文学先进文化的背景下观赏显现的。雨果在世界的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他法国作家，这是因为相对说来，雨果的眼界开阔，少有民族保守性，他作品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美好的人情，更容易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世界上产生广泛久远的影响。
就当前来说，在文学的民族性问题上有些模糊的误区和认知的悖论需要加以调适和疏浚。民族性不是凝固的抽象物，不是静态的符号，而是个动态的流程，是航行而不是停泊。那些被掩埋、被定格、被风干的特点和价值，不应该被停滞，而应该实现科学的转换，把古代文明中潜隐的活力和美的元素，用现代文明的杠杆加以激活和张扬。民族性不是孤芳自赏的藩篱，而是继续前行的起跑点。中外文学创作的成功经验就是能处理好民族性与人类性、现代性的关系。马尔克斯就一再表明，他的创作一方面是得益于加勒比地区的地理与文化背景、土族民间文学和悠远的非洲血统，另一方面则得益于欧美现代主义。我国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他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如《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和《雪》等，都扎根于鄂温克狩猎文化，却不赞美远古的荒凉，不欣赏初始的野蛮，不渲染病态的陈迹。他充分尊重和理解先辈的业绩和传统，却不沉迷怀旧，总能用当今的眼光去鉴别和开掘那些美的元素和价值的潜流。阿来在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经验时也说，这部小说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包括他在地方史和宗教史方面积累的知识，有他通过汉语阅读在各国文学中汲取的丰富营养，再有就是把他的故乡放在世界文化这个大格局，放在整个人类历史规律中进行的考量与思想。海明威作品的内容，也是他所熟悉和喜爱的钓鱼、狩猎、斗牛、打拳和滑雪等等，但在《老人与海》中充溢的是不可战胜的人类精神，让世人眼睛为之一亮。总之，强调“民族性”和“本土性”，不要被误解为是抵御“全球化”的策略，也不仅仅是表明自己的存在，亮明自己的身份。他的积极意义在于必须承认文学的差异性，并能以积极的姿态，因应多元多样文化碰撞交流的现实，主动构建我们自己的现代性，让审美想象在学习借鉴中升华，推动民族文学的创新和发展。
记者：伟大的作家与不朽的文学作品，可以诞生在任何一个民族。因而，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基本研讨，可以大致归纳为：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整个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还有待于在世界文学发展的立体环境中寻找自己的独立价值；在把握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时，必须确立一种宏观判断意识，并在这种宏观意识的引导下，选择一条既有文学的共性追求又有少数民族文学个性突破的方向。您认为应该怎样以经典文本为榜样，高扬文学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从而达到彰显文学自由本性的目的？
包明德： 中外文学的经典文本，是各个民族优秀文化提炼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传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源泉。经典文本的特质，是从作品的结构、精神品位、情感质量、思想价值和语言等诸方面显现的。文学经典作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滋养着人们的灵魂，引导人类走向文明，心灵走向高尚。同时也引领一代又一代作家追求宏远的文学目标。
经典的艺术生命力是流年经代的。今天的读者和作家都有重读的必要。正如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所说的，每一次重读经典，都是一次发现的航行；经典从来不会说，它该说的已经说完了。特别对于作家来说，经典作家的立世品格，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是值得永远学习借鉴的。
几十年来，我国的文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特别是作品的数量大大地增加。同时，也多有诟病，间或还有失望的论调。这是值得静心反思的。
人们虽然不能期望作家都向司马迁、曹雪芹和巴尔扎克们学习，安于清贫苦厄，但也应倡导学习他们的文学精神，保持作家的人格和文学的坚定性，起码应该不要“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裹挟”。不怕吃苦受困，才能高扬文学的主体精神，才能创造出更有价值的作品。而对于漠视时代发展，排斥历史维度，空泛地抢占道德话语权的作家来说，或许能从莫里哀的“忧郁”和卢梭的“憎世”中获得某种警策，看到生活的进步和美好，从而焕发出与人为善的宽容、乐观和热情。在这样的情势下，一方面民族作家应克服或许尚存的狭隘保守、孤芳自赏的心态，加强中国作家的文化立场与身份；另一方面，国家社会和文学界要更重视对民族文学的爱护、理解、尊重和扶持，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和解读。并且，应从各方面科学地考察梳理我国各民族文学交流互补的关系，以新的姿态实现中国各民族文学的互动整合，开创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