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很欣赏用“×〇后”这样的代际关系来区分人的做法。因为我实在察觉不到1979年出生的人和1980年出生的人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之处，而他们却被分别划归为“70后”和“80后”。但是，我同时又无法否认从某种层面上说，历史上常常会出现“某一代人”的情况，这些人在某些方面确实有很多共性。比如，他们可能在中学时代用过同一个版本的英文课本，都知道一个叫李雷的男生和一个叫韩梅梅的女生；又比如，他们听着同一群歌星的流行歌曲长大，那些歌词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价值观；再比如，某些重大的政治事件确实造成了很明显的历史界限，使此前和此后的两代人看世界的态度大相径庭。有时候以十年为一个刻度来划分年龄层，似也不失为一种“合理”的办法。

“80后”的界限是比较明显的。这代人和中国的经济腾飞一起成长。有人说：中国在这三十几年里做了西方两百年的事情，同时也积累了西方两百年的问题。这一情况在“80后”身上也同样应验。与父辈相比，“80后”无疑是最富足的一代，现在美国一款最新的ipad或nike上市，身在中国的“80后”可以马上从网购得到，没有丝毫阻力。但是相对的，“80后”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这是父辈所没有经历过的，所以，才出现了关于“80后”的诸多社会问题：“蚁族”、“蜗居”、高房价、教育、“剩女”、网络、“富二代”、“官二代”……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在纷扰的现实面前，“80后”要经历更多人生的抉择，大多数人选择了妥协，少数人选择了反抗和观望。

今年有不少人特别关注“80后”，写了很多文章出了很多书来讨论“80后”何去何从。为什么是今年呢？原因很简单：从今年开始，“80后”将陆续进入30岁。按照孔子的说法，是进入“而立之年”了。在这个重要的转折之年，“80后”究竟“立”不“立”得起来？这不仅是关乎“80后”自身的问题，更是关乎下一代能否顺利接过上一代递过来的“棒子”的问题。

我之所以想到“接棒”，是因为最近读了一本关于“80后”的书：《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此书腰封上有一句话：“而立之年，80后须棒喝。”这话让我很自然联想起李敖在1961年写的那篇著名的《老年人和棒子》。在那篇文章里，李敖提出了一个质疑：“老年人”手里拿着的这根“棒子”，究竟是想交给年轻人以图传承呢，还是只想朝年轻人头上敲一下？他说，“老年人”口口声声教训年轻人要来“接棒”，但是他所关心的是：“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交出这一棒？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交出这一棒？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在此，我不想对《老年人和棒子》多发议论，只是想说明《无法独活》一书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和《老年人和棒子》给我们的启示有某种相通之处。

大体上说，《无法独活》一书是不错的。本书的作者都是“70后”，他们的姿态是“兄长式”的。如此一来，就没有“老年人”那样的居高临下。他们平视“80后”，除了批判现实以外，还普及常识（这是最值得称道的一点）。例如此书第一作者夏烈告诉“80后”：“信息≠知识≠常识≠文化”——并不是在掌握海量网络信息的时代，“80后”就等于有常识、有文化了，没有分辨和筛选能力的人，即便拥有信息仍旧可以非常无知。

如果说，“80后”今年“三十而立”应该成为一个“现象”的话，那么，这个“现象”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是，过去在“80后”没有话语权的时代，贴在“80后”身上的众多标签（诸如“迷失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拜金的一代”等等）基本上都是父兄辈所强加上去的。现如今，“80后”步入而立之年了，势必会介入公共领域争取更多话语权，不仅是参与社会热点的讨论，也将用“80后”自己的语言、视角、方式，重新找寻自己在历史上的定位。在这期间的一切讨论，无论是褒奖、贬斥、批判，在我看来初衷都是善意的，都是为了让“80后”更好地接过历史之棒——《无法独活》的初衷和言说的分寸也大抵如此，从中可以看到“70后”的批判和自我批判，以及对“80后”的不满乃至羡慕。一个好玩之处也许是，这本写给“80后”的思想录，也许更能照出的是一贯低调和被遮蔽的“70后”本身的心境和影子。

（《无法独活：致喂大的年轻人》，夏烈、张守刚、张亦峥、吴海云、王千马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