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走出去”，大致经历了由近及远、由东及西的历史过程。中国文论著作的外传，大概从唐代开始。那时，中国文学和文论经历了所谓的“自觉时期”，尤其是诗歌和诗学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影响到了“汉字圈”内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日本高僧空海大师回国时，就将崔融《唐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兢《诗髓脑》和皎然《诗议》等唐朝诗学著作带到了日本。当时，日本诗坛上正在流行着“唐诗风”。为了满足日本文人学习唐诗的需要，空海大师还先后编写了《文镜秘府论》及其简化本《文笔眼心抄》。同样，朝鲜新罗人崔致远，入唐学习和做官15年，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回国时，也将一些中国诗学著作带回朝鲜。从此以后，中国历代文论著作都不同程度地传入日本和朝鲜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早期都直接使用汉字，因而中国文论著作传入这些国家不需翻译，所以很方便快捷。后来，日本、朝鲜和越南先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字，中国文论著作的传入就要通过翻译了。诸如日文的“训译”、朝文的“谚解”和越南字喃的“改写”、拉丁文的翻译等。这种翻译工作大约开始于15世纪中叶，直到19世纪末，所翻译的大部分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作品。真正的中国文论翻译和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即从20世纪初期受到西方文论的启蒙之后。日本在中国文论的翻译和研究方面，成绩最突出，如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与《中国文艺思潮论》、兴膳宏的《文心雕龙》日译与研究、高木正一的《钟嵘诗品》、丰福健二的《〈六一诗话〉译注》、横山伊势雄的《沧浪诗话研究》和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等影响较大。

中国文论向西方国家传播，因路途遥远、文字不同、文化差异等显得障碍重重，因而历史较短。中国文论著作真正传入西方国家大概是19世纪下半叶。1867年，英国学者卫烈亚历在《汉籍解显》中对《文心雕龙》作了介绍和评论。其时西方学界对于中国文论的了解很少。中国文论著作大量地传入西方并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则是到20世纪了。俄苏时期的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是最早研究中国文论的欧洲学者。他先后翻译了《二十四诗品》《典论·论文》《文赋》和袁枚的《续诗品》等。他还于1926年应邀到巴黎法兰西学院做学术讲座时，向法国读者介绍了《文心雕龙》，并给予很高评价。之后他用法文翻译了《文心雕龙·原道》篇，与其讲稿一起在法国发表。上世纪40年代，他将贺拉斯与陆机、布瓦洛与同时代的中国诗论家进行比较研究，开中西比较文论研究的先河。在他的影响下，法国汉学界对于中国文论的研究，重点放在《文心雕龙》。德国与英国对于中国文论的研究都要晚于法国，而且影响也不及法国。后来，西方汉学研究中心由欧洲转向美国，美国汉学界在中国文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诸如上世纪20年代张彭春的《沧浪诗话》英译和研究、50年代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英译和研究、70年代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90年代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读本》等，影响较大。

中国文论文献在向域外传播的过程中，情形比较复杂。但是，从研究中发现，中国文论在向东和向西外传时，都大致经历了文化（中国文化文献1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3世纪开始向西传播）、文学（中国文学文献7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8世纪开始向西传播）和文论（中国文论文献9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9世纪开始向西传播）三个时期。在文化时期，受容国的需求和关注点是文化，此时尽管孔子的诗论通过《论语》《毛诗序》《诗经》传入东方或者西方某国，各国都只关注其文化价值，而不关注其文论价值；在文学时期，受容国的需求和关注点又都是文学，此时尽管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传入东方或者西方某些国家，但受容国都只将其当作24首诗歌看，而不当做诗论看。只有到了文论时期，受容国才从以上文献中看到了其文论价值。因此，中国文论的外传，只有在受容国对于中国文化认识达到深入的阶段才是可能的。

目前，中国文论走出去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发展不平衡。只有日本、韩国、俄国、法国和美国的汉学界对于中国文论研究比较重视，积极培养人才，学术氛围也比较好，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德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家的汉学界从事中国文论研究的人不多；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几乎没有人从事中国文论研究。其二、目前域外中国文论研究还只是局限于汉学界，甚至只是被当做“汉学”来研究，而这些国家的“主流”文论界则对其研究成果处于盲视状态。其三、由于过度的“西化”和原创性不足，中国现代文论还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国门，尤其是没有进入国际“主流”文论界。所谓的“失语症”主要是针对中国现代文论没有“走出去”而言的。因此，中国文论要真正地“走出去”，还任重而道远。

我国政府全面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截至2009年12月，已在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成为可以利用的平台。中国文论在域外的传播和研究基础已经奠定。一些主要经典文献大都有了多种语言的译本。在这种背景之下，国内学者应做些工作，促进中国文论在国际上的传播。国内学者要成为中国文论输出的主体。利用现今有利条件“贯通古今，融合中外”，不能将中国文论“走出去”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国人身上。季羡林先生说：“想使中国文论在世界上发出声音，要在世界文论之林中占一个地位，其关键不在西人手中，而全在我们手中。”同时，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要加强与域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团结华侨（裔）学者、域外汉学家和外国文论家，共同做好中国文论的输出工作。再者，要重视“译”、“释”、“构”。所谓“译”，即由我们自己重新翻译中国文论经典，确保原汁原味；所谓“释”，就是“以中释西”、“以中释外”，使外国读者充分认识中国文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所谓“构”，就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和体系，使中国文论跻身国际文论界而毫不逊色，从根本上争取中国文论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