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博物馆协会主席福特·W·贝尔博士在写给中国同行的信中说：“美国博协致力于与中国博物馆同行的密切合作：中国博物馆界的飞速发展，我们深信美国博物馆界不但可以与中国同行分享资源，同时也需要向中国同行学习。”因此，一年前的2010年洛杉矶年会上第一次提供了中文翻译。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因此，今年在“未来的博物馆”这一年会主题下，设立了“中美博物馆合作”的副题。面对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崛起，美国人放下了身段，主动谈起了合作。而我们与美国的博物馆合作什么，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成立于1906年的“美国博物馆协会”，是代表美国各种类型的博物馆、专业人士以及各种为博物馆工作和与博物馆合作志愿者的惟一组织。目前拥有由博物馆专业人士和志愿者组成的15000多名个人会员、3000多家机构以及300多个企业会员。美国博物馆协会以“通过领导、倡导、合作与服务来加强博物馆的力量”为使命，105年来一直积极联合各家博物馆，致力于发展博物馆行业标准及最佳实践，汇聚和分享知识，倡导和支持对整个博物馆业界有影响的议题，保证博物馆在美国社会至关重要的地位，以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历程中最伟大的成就将人们联系起来。毫无疑问，美国的博物馆界在建立强大的国家文化和推动公民素质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也就有了像史密森博物学院这样的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和研究体系（其中有19家博物馆和美术馆，藏品共计1亿3千7百余万件）。

比美国博物馆协会历史要短的中国博物馆事业，从无到有，从起步晚到发展快，从不为国际业界注目到为业界所重，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见证了当代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一百年前，在中国推翻封建清王朝而建立中华民国的第二年，经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提议，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书写了中国博物馆事业历史篇章的第一页。遥想当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设址于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所建的国子监，这里曾经是无数文人获取功名的地方，是国家的最高文化教育机构和最高学府。国立历史博物馆设址于此，虽然形成了与历史文化的对接，可是，却难以顾及到博物馆功用上的诸多问题。所以，未及开馆，教育部就以原馆址“地处偏僻，屋舍狭隘”为由，于1917年将故宫前部端门至午门一带改为新馆址。1918年迁入后，将午门城楼及两翼亭楼辟为陈列室，东西朝房和端门城楼作为贮藏室。1926年10月10日正式开馆后，当月的观众就达到4万5千人次，成为京城的一大盛事。至此，中国具有独立馆舍且能够开展展览活动的博物馆事业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59年8月，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两馆大楼竣工，成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这不仅是新中国建设的第一座博物馆建筑，而且也是自1912年以来在北京建设的具有独立性的博物馆建筑。更重要的是，它与人民大会堂相对应，成为具有政权象征的天安门两侧“左祖右社”的重要配置，进一步诠释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与政治、政权相关的建筑理念——中国国家博物馆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祖庙。客观来说，限于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水平，原址虽然具有一定的占地规模，却没有想象的建筑面积，只能说是适应了当时的需求。可是，它却一直延续使用到了2007年，几近50年。这之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国家博物馆建筑就难以承载它的社会责任，难以适应新世纪国家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新的需求，特别是在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组建之后。因此，改扩建就成了势在必行。

代表国家的博物馆建筑承载了国家文化，因此，博物馆改扩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面积的扩大和功能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与之相应的借助于硬件设施的各项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提升，使之真正成为国家文化的窗口，成为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公众接受教育和享受休闲的场所。这些与建筑相关联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诉求，通过改扩建而得以实现。所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改扩建受到了国际博物馆界的瞩目。

国际上博物馆之间的权衡，是国家软实力的比较。美国博协主席说：“博物馆的未来像德克萨斯的天空一样广阔无垠，但这要靠我们创造性地共同开拓。”博物馆间的合作需要基础和前提，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作为依托，就缺少这种合作的基础；而合作需要经济和文化的给力，这是前提。在国家政治和文化的背景下，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反映了体制给公益性文化事业带来的推动力，为中国的博物馆能够走出去、能够与国际博物馆界合作，夯实了基础。在这样的现实中，可以说，反映全民文化需求的中国博物馆事业像中国大地的广阔无垠一样，充满了各种可能和不可限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