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失去轰动效应，换言之就是被边缘化了，这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文学不再高度敏感，不再上纲上线，不再捕风捉影，不再株连九族。文学摆脱中心地位，也意味着充分的个性化和创作自由，文学不再是“上级组织出思想、艺术家出技巧”的组合和拼贴。人们唾弃后者，但是却甘心或无奈地接受“出版商出选题、艺术家出应制产品”的低眉下首。

文学彻底地迎来了所谓自立与自律的自我狂欢，其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狂欢的“妙曲”之一就是瓦解崇高，诋毁英雄。这成为一种不小的潮流，一时间蚊声如雷、应者云集，个别人乐此不疲，扒粪不止，身手独显。反崇高已经跌落到了迷恋自己的肚脐眼以下，落到了肉身的吃喝拉撒睡的底层。“愚公”被嘲笑，望文生义地认为“愚公”不聪明；范仲淹被认为是溜须拍马之徒，“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一种情怀，而是一种可怕的矫情；精忠报国的岳飞变成了擅作主张、露才扬己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林则徐尽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但却保守愚昧狂妄不识大局不识进退，甚至慷慨献身的邓世昌也不例外，鲁迅的“横眉冷对”被理解为气质敏感、心理狭隘、格局狭小……文学人物也难以幸免于难，《水浒传》中的武松不是敢于反抗邪恶的英雄而是嗜血如命的杀人魔王，《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斗智斗勇的背后是与男主人公暧昧的勾勾搭搭……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

可以说，一段时间以来的文学不仅没有成功塑造我们新的时代英雄、当代英雄，反而参与了对于历史英雄、民族英雄的绞杀。文学的思想解放似乎是从将伟大的人还原“平凡的人”开始的，再还原或降低为“比我们还不如的人”的结果。谁都是小丑，大众狂欢以致如此，什么神圣都不再神圣，古典名著也可以“大话”和“戏搞”，伟大作家比我们还凡庸，再用一个假想的人们爱听的权谋故事、人（偷）情故事去替代神圣的文学故事和慷慨悲歌。如此看来，文学本来如无品无性的“戏子”何须肃然起敬，文学研究就是胡思乱想、胡诌八咧，文学讲坛就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的自由发挥。

细心观察，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发现悄悄而显赫的位移，作家、文学家不再是一个可以骄傲的名字，不再令人肃然起敬，它不再关乎人们灵魂的塑造，丧失了净化心灵的功能；文学创作不再是神圣纯洁的事业，它的劳作性、商品性和其他产品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为了交换的、牟利的，抄袭不是大错，它可以掺水、可以泡沫、可以冒牌，丧失了精神产品应有的想象空间的营构功能和创造性；文学作品在生活里可有可无，可以被时代拒绝阅读、可以被时代轻忽，并且这样更自在，不被监督。结果是文学家、作家和作品丧失了应有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可以被一般读者指斥罅漏和缺陷，处境尴尬，格局局促。讲究平民性、与人平等、自甘其小、平凡的文学，回报的是“取乎其中、仅得其下”的结果。

崇高是一个民族将自己的精神凝聚在一定的价值标高上自我定位，英雄是一个民族将自己的理想人格保持在相当高度上的文学想象。我们的文学，却偏偏不要或者拒绝这种定位，不要这种想象，反而蛰伏在物质利欲之下、娱乐享受之下，认为这才是生命之“根”，这更真实、更高超、更高明、更实在。贪图享乐、渴望放纵的人当然不认可崇高，视崇高为阴影，蝇营狗苟、苟且偷生的人当然不认可英雄，英雄让人无法躲避严峻的冲突和抉择。甚至，谁谈崇高和英雄，不仅是“虚”、不真实，而且是谁谈，谁就是包藏祸心、隔岸观火地让别人去牺牲。小丑横行有什么不好？文学干吗不让人轻松？ 不让人猎奇娱乐？刘勰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籍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假如慷慨者、酝籍者、浮慧者、爱奇者都存在，那么，为什么偏偏只要观绮闻诡的文学，难道我们这个时代就没有慷慨者、酝籍者，只有或者都是浮慧者、爱奇者？

我不能因此以偏概全，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严肃的作家、缺乏真正的严肃作品，缺乏对人生与历史深长的文学思考，缺乏对平凡人生中伟大精神的严肃发现，而是严肃作品的数量到了被忽视的地步、被埋没、被喧哗压倒的地步。这倒不是说娱乐作品、解构狂欢是当代文坛的惟一存在，而是成了主流存在、占尽风流、在强势媒体上尽逞王者风范。于是，娱乐至上的艺术大师，其响彻云霄、傲视群雄的口号就是“我能整笑全国人”。大张旗鼓地寻找欢乐英雄，而见义勇为的英雄被忽视。财富英雄被膜拜、被追捧、被聚焦，而默默的劳动者一生奉献、一生清贫却遭尽冷遇和白眼。如此趋利避害、趋炎附势的文学和媒体，在我们这个“经济中心”、热衷交换、非常“讲实利”的时代，并没有因为“与时俱进”而受到尊敬，人们不买账，对此依然是蔑视！人们当然可以蔑视！因为它不知道精神产品的价值何在。是的，娱乐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须，但任何一种自我丑化、自贬贬人“以丑为本”的娱乐，都不可能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因为它无法标识民族的信仰、民族的气派和民族的伟大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