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算来是陶家的第19代，一辈子以驾船和务农为生。由于家境贫寒，父亲从5岁就开始做农活，在田里挖稻草蔸弥补薪柴之不足，替人放牛补贴家用。

1931年长江大水，祖父母家中仅有的几分田被淹，颗粒无收，仅剩一条载重约3吨的小木帆船搞运输，8口之家的生计难以维持，只能以观音土充饥。第二年，祖父母不得不带着子女们逃荒,驾船来到江西彭泽的一座江中小岛安家。没有住的地方，只得在小岛上搭了个茅棚，让女人们落脚。茅棚夏天闷热难当，冬天则寒风难挡。

为了糊口，家里租种了二东家的两石地，收成五五分成，还要再向大东家交租。这点收成自然无法糊口，家里继续驾船搞运输。父亲虚岁16那年，在驾船拉纤时左腿扭伤，伤口发炎、化脓却无钱医治，在痛苦的煎熬中挣扎了两年，18岁时成了“跛子”，走路时一颠一颠，被人戏称为“陶老爷”。

生计维持得艰难，一家人都盼望有条大一些的帆船多赚些钱。恰好这一年冬，彭泽有两条帆船被日本人炸沉，无人认领，父亲便将其中一条船拆成板后拉回了家。有了船板，家里变卖了小船凑出工钱造了一条新船。

运费增加了，一家人又节衣缩食置下了几亩土地，摆脱了二东家的盘剥。眼看日子稍微有点起色，1947年农历二月初二的一场大火，却把这份14年挣来的家业烧成了灰烬，粮食、船和屋子都没有了，所有的梦想全部破灭。

当时母亲刚生下二弟，月子里的母亲为这场火灾伤心痛哭，本有眼疾的她一下双目失明了。

64年后的今天，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这场火灾之后几年家里的饭食。冬天农闲季节，一天只吃两餐饭，早餐是稀汤或玉米糊，配上一两只糠粑，吃过之后很快就饥肠辘辘，只盼望晚饭早点到来。可是时间好像是在爬，一天过得是如此漫长，太阳好像永远在天上高高地挂着。那时我总是在想，为什么太阳老不下山？盼来了晚饭，依然是稀汤，依然是糠粑，难以下咽。不吃吧，又饿得受不了，常常是边吃边哭。这样的饭吃下去，童年时的我自然时常尿床，未被发现就赶紧用体温捂干湿处，被发现了则难免一顿揍。

那时候最盼着过年，因为过年时有米饭和青菜豆腐可以吃饱。一家人再买上一小块肥肉红烧，先作除夕祭祖之用，等正月初二客人来拜年时，煮上一碗面条，面上就盖上这几片红烧肉。客人一般只把面条吃完，这几片肉再留到下次待客，不成形的就熬油煮到汤里，如此反复多次。到了正月十五，过完年了，这些许的肉也就打发完了……

然而，家道的艰难并没有压垮父亲。

从20世纪的30年代到70年代，父亲一直在长江中下游驾船，到了许多地方，接触了不同的人和事。饱尝了不识字的苦楚，父亲越发感到读书能改变命运，意识到读书的重要性。

1950年过完春节后，家里日子尚且艰难，父亲还是毅然拿出170斤小麦做学费，送我上了私塾，希望我上几年学，认得字，不做“睁眼瞎”。因为新中国成立，1951年私塾停办，新办小学只要交书本费，我也有幸从小学一直读到了高中毕业。1960年，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成绩优异的我被批为“白专”典型，压力之下不得不放弃读书去参军，回家告别父亲时，父亲说：“可惜书没有读完！”这句话至今让我刻骨铭心。

儿女们没有上成大学，父亲便把希望寄托在了孙辈上。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回老家，那时父亲已经病入膏肓，同我的一次长谈，内容却都是询问我如何筹措四个孩子的学费。后来才知道，父亲担心我生活困难，私下一直在省吃俭用给孩子们积蓄学费。

除了强调读书的重要性，经历过新旧社会的父亲更时刻让我们牢记，个人和家庭的成长离不开党和国家。

1951年土地改革，家里分得17亩土地，当时家里刚经历了火灾不久，生活还非常艰难，一向节俭到苛刻的父亲却一下就捐出了几百斤棉花，支援国家抗美援朝。

1954年，长江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水，堤坝溃决，房屋倒塌，整个江心岛一片汪洋。父亲同小伯父一起顶风冒雨，驾驶帆船，一连数十日往返抢救被困的乡邻。乡邻们脱险了，可父亲由于劳累过度染上了肺结核，这个病从此伴随了父亲的后半生。

1956年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从此，家里的土地和船都归公了，父亲也当上了社员。当了社员的父亲照旧是驾船，无论是运输还是送客，十几年如一日，极其认真负责，没有出过一次差错。由于父母残疾，劳力少，还要供我上学，家里向生产大队借了不少钱。1961年困难时期，父亲把家里养的一头大肥猪交公还债，有人劝他以后再还，他说：“公家借钱给我解决了困难，这是恩情。现在能还而不还，这种没良心的事不能做。”

72岁那年，父亲因为肺结核复发离开了我们。父亲虽然没有做过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他清苦而执著的一生随着他逝去的久远却愈加让人怀念。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里，女儿双子也常常提起父亲：“现在生活好了，可惜奶奶眼睛看不见，爹爹（枞阳人对爷爷的称呼）如果能活到现在，到城里来和我们一起生活，看看现在的变化，享享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