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累》作为对新的世情与官道的探究之作，让我们领略触目惊心的矛盾、纠葛甚至斗争，触及为官和做人的策略与底线，同时也令人深深地思考现实性创作的文脉和应该面对的基本问题。

古代小说常常依照说书效果而刻意简明地划分人物的忠奸、孝逆、诚佞，伦理与事理的是非曲直评判也便一目了然。毕竟都是后来人讲古，因而缩略式的点睛描画和简捷的道德论析也是在所难免。清末至近代，随着《官场现形记》等小说的出现，现世“在场”的写作增多，给对情境与人的价值厘定带来了难题，尽量客观呈现而不是直接评断的写实态度于是得以通行，一时间也就造成了倾向含混的黑幕与趣味暧昧的风月之类小说的流布之势。事实上，单就官场小说而言，发展到今天，从人物方面看基本上仍然还是分为两种创作：一种是好坏人特征明显的老说书体，读来倒是欣快，因为你明明知道这是在说评书道剧情，自然没有多少精神压力；另一种则是更为流行的新搭配体，以丰富的变形人塑造为重，努力挖掘坏人身上好的层面、好人身上的缺点和弱点，最后你不知道该同情谁赞赏谁惋惜谁憎恶谁，再搭配一两位几乎没有血肉只有立场和权威、正面挺立的符号人，告诉你基层正义的力量得到了高层支持，终归胜利的结局，但你绝对记不住正义赋予者的姓名和具体形象。

——多年来类型小说很难进入“文学正典”视域的原因就在这里。

仅仅回到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上面依然是不够的，这一切更应落到人之为人的典律上来。

主人公张立人，怀抱学有所用之志从县镇小吏做起，不乏由单纯清朗到虚与委蛇的经历，他每每在官场和人性挤压的峡谷行走，却始终为百姓和同僚求益避害。秉其诚，受其累，累是担当者必然的常态。但是他的为人与施政的自我要求始终明晰，“坚定但不固执，忍让但不软弱，活泼但不轻浮，谨慎但不胆小，果敢但不莽撞，自信但不自负，沉着但不寡断”。

红尘滚滚，沧海横流。历代世相浮华时期的人间都曾有此态，官场则是其中表情最生动、形状最繁复、机巧最诡异、命运最奇幻的核心地带。小说中的腐化人物群声色各异，从省委副书记到乡镇长，男男女女，裙带官商，关系繁杂，形迹混乱，尤其是对不正常的“组织人事”部门的官场游戏进行了集中而细致的描绘。但是小说中对张立人等有才能也有原则的人物的刻画，在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上丝毫不逊于他们的对手。

邪恶势力排压而来的时候，张立人并不是没有精神支撑的独行侠，无论是张立人的母亲引经据典的开导，还是宋吉生的爽直分忧和刚正上告，还有张方平的同舟共济、李学珠的学者风骨等等，他们以不同的性情在作品里鲜活地体现着各自的生命价值，证明基层正当做事者绝不人单势孤。这一点，和我们在诸多官场小说、底层文学中常见的黑压压的官场中绝望无援的独行侠式的抗争有着鲜明的区别，也与单单指望自上而下轻易降落的大清官最后关头前来解围的模本有所不同。

完全可以这样说，《累》以人物为核心要素，并以此为基础，蓄藏着叙事结构上的智慧。作者执两用中，使文本在上层的强力和底层的涌动之间，用心传导出了基层的混响，发出了基层干部队伍扎扎实实存在的正声，嘶哑中有清音，苦涩里有回甘。

“立人”之名，书中借学者之口解释为《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推己及人的古训，显然不能全部用来概括张立人的人格。“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生活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虽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肃然起敬。”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的话，张立人在局势最艰难的时刻想起，其实这正是信念的召唤。

“立人”又作为鲁迅那一代文人倡导的现代启蒙核心价值观，即所谓“尊个性而张精神”，百年来一直是现代中国的人格建设理想。张立人在曲曲折折的个性成长历程中，负累重重之下，在消磨个性的环境里不失自我的尊严，张扬了他所秉持的人格操守和岗位职责。这一形象，说明中国优秀传统思想和现代启蒙理念并非不可融合，两者的统一有助于现实性小说人物的丰满塑造，在这红尘滚滚遮望眼的现时代，同样适用于“官场文学”品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