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秋天，我因公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临江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

到达故乡的时候，小镇的人们已经入眠。第二天早晨，我站在帽儿山上的边防团招待所窗前久久凝望，我的父母就埋在边防团围墙的外边。是边防团的战士帮我清除父母合坟上的萋萋枯草。纸灰似马兰蝴蝶般飞舞，我回忆不起父母的容貌。他们离去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也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另一份烧纸和香还有那一瓶酒，是祭奠当年的生产队长、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员黄日红的。黄日红的坟和我父母的合坟是近邻。

在黄日红坟头倒酒的时候，我的思绪如同背后滚滚东去的鸭绿江水那样汹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当年9岁的我无法体会到。那时候我只知道共产党是具体的人，比如毛主席，比如电影里的刘胡兰，比如我的生产队长黄日红。

在我8岁的时候，父亲带着我把母亲埋在了这里。我9岁的时候，在一个下雪的寒冷的日子，黄日红带着我和乡亲埋葬了我的父亲。记得我家的木板不够，黄队长就从家里扛来几块，连夜为我父亲打棺材。埋葬父亲的当晚我是在黄队长家里吃住的。那个时候家家都很困难，正是“吃代食”的年代。那天晚上，黄队长对我说，不怕，孩子，有乡亲们在就有你吃的穿的，书还得念，学费生产队给你垫。长得五大三粗的他心很细，他说，孩子，明天我给你安排在生产队住些日子吧，在你父母死的炕上睡觉你会害怕。

党的温暖，我最先是从黄日红这个农村普通党员身上体验到的。

就这样，我住进了生产队。有喂牛兼做豆腐的老马头做伴，老马头和我一样是孤身一人。因为每天都要烀豆饼喂牛和做豆腐，火炕很热乎。我从小就勤快，常帮老马头干活，比如晚上铡草，早上喂牛，比如推磨。我们俩一老一小打伙，吃上不分你我。住进生产队的第一天早晨，老马头给我端来一大碗豆腐脑，说趁热吃，吃饱了去上学。我说你也吃，他说生产队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吃，那还不吃黄啦，你吃吧，黄队长跟俺交代的。当时我的眼泪就流进了豆腐脑里。

黄队长是土改的时候入的党。听老人们说，他参加过抗联，打过日本鬼子。每晚评工分，黄队长没到之前生产队里总是乱哄哄的，黄队长一到就安静下来。我坐在火炕一角边写作业边听社员们评工分。黄队长这个人既讲原则又有人情味儿。有一次他的大儿子因为对评二等工分不满，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记得大概意思是这样的：“你个小兔崽子，今天割架条的时候你偷懒去套狍子，给你评二等工分算照顾你了，你还敢讨价还价……”还有一次，黄队长说，小杜今天早上帮老马头喂牛做豆腐，院子里的雪也是他扫的，我提议给他记个三等工分，大家同不同意？

有一年冬天，“三支两军”的工作组来了。那一阵子生产队晚上总开会。我很佩服黄队长，他好像什么都懂，也没有稿子，讲政治上的事滔滔不绝，讲得“三支两军”的那些军人直点头。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他们开党小组长会。正是好奇的年龄，我一边看数学语文课本，一边竖着耳朵听。穿四个兜的部队干部说，老黄，咱们开党的会议让这个孩子出去吧。黄队长很生气地说，他一个孤儿你让他上哪去，这么大的孩子他懂什么，又不是特务……那个时候军装很金贵。一个穿两个兜的党小组长在任务结束临走时送给我一顶没有五角星的旧军帽，我入伍后到处打听他的消息都没有结果。

小时候的我很要强，不想给生产队和父老乡亲添麻烦，努力自食其力。寒暑假，我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尽管当时我比挑粪的木桶高不了多少。生产队没活的时候我就给大车社割草挣点儿现钱，当时青草是2厘钱、干草1角钱1斤。每次过完称，老王头都给我多算几斤，然后写个条子让我去会计那里领现钱。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黄日红跟老王头交代的。

在生产队住了几年后，我回到了我家的泥草房。大年三十的晚上是我最难熬的时候。待在家里，邻居们肯定来叫我去他们家里吃年夜饭。坐在人家的火炕上吃年夜饭我会更难受。每当这天太阳刚落山的时候，我就在父母坟头转悠，一直等乡亲们睡去才回家。连续几年，第一个送饺子的总是黄日红家的人。回到家里，每次第一眼看到的都是顶着锅盖的饺子，这些皮儿上印着不同指纹的饺子够我吃到正月初五。

最难忘的是我当兵时的情景。1970年那个寒冷的腊月，年龄、身高、体重都不够征兵标准的我，是黄日红领着社员们央求接兵的人把我带走的……在开往珍宝岛的新兵专列就要启动的时候，黄日红说，孩子，在部队好好干。我没有辜负我的生产队长、一位农村党员的期望，真的在部队好好地干了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