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重大革命题材的电视剧似乎是观众始终热情关注的焦点。按革命历史的题材板块进行完整立体的梳理与再现，使人们对曾经的、但可能是知之不详的重大事件获得更为全面的了解，这似乎已形成某种特定的欣赏需求和审美模式。而由刘星编剧、唐国强总导演，中共杭州市委及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摄制的长篇电视剧《东方》，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拓展，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宏大的气魄和更凝练的笔墨，集合起新中国成立之初7年间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与重大问题，经过精心而卓越的艺术创造，熔铸成这部具有独特思想风貌和艺术品格的史诗性辉煌巨制，给人以新的思想冲击和美感体验。

剧作者无疑在作品中倾注了巨大的政治与艺术激情，其所关注、锁定和表现的是新中国建立过程中，发生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法律、文化等各个主要方面复杂而曲折的斗争。为观众所熟知的那一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如异常惨烈却似摧枯拉朽般的解放大西南、海南岛、东南沿海岛屿，充满传奇色彩却也惊心动魄的进军西藏、新疆和剿灭残匪等战斗，轰轰烈烈而又气壮山河的抗美援朝喋血之战，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及“三反五反”、制定宪法等政治与经济领域的建设与斗争，毛泽东两次访苏、周恩来参加万隆会议等急剧漫卷的国际国内政治风云，都被剧作悉数包容进来，并经过对事件与素材匠心独运的选择、剪裁和拼贴，状绘出那一时期具有巨大历史纵深和广阔社会背景的时代画卷。剧作中有的内容是在同类电视剧中至今尚未涉及的，但更多则是别具只眼的重温和审视，这些都在剧作者大手笔的艺术烹调之下，共同会合成全方位、多视点、立体式的艺术呈现，以令人激赏的大气厚重、恢弘壮丽、独具风骨之作，生动再现发生在世界东方划时代的沧桑巨变。观赏这样的剧作，我们或许可以深谙剧作的主旨与寓意，即它可以帮助今天的观众对新中国开创初期的历史进程，获得更为宏观、具体和形象的了解，认识和思考一个曾经苦难深重的东方，是怎样成为一个浴火重生而巍然崛起的东方的。在剧作的具体表现过程中，剧作者显示出珍视历史而又直面历史的严肃态度和非凡勇气，显示出创作上的丰富经验和很强的构剧能力。对这样一部场面宏大、头绪纷繁、人物众多的电视剧，剧作者不仅十分讲究作品的谋篇布局，而且紧紧抓住与重大事件密切相关的主要脉络和线索，牢牢把握其发展和演进的走向，进行循序渐进而又富有意味的铺展，并努力使重大事件戏剧化和情节化，从而在刻意营造的陌生化的历史情境中，形成剧作的强大艺术张力和吸引力。剧作纵横捭阖、条分缕析地叙述与呈现，既达到真实、准确、完整的再现和还原历史的目的，更以对历史进行的深刻反思，使《东方》显示出某种政论与思辨的风格，在给观众以强烈感染的同时，引领人们穿透可能早已谈论百回千次的历史旧闻，刷新对于革命历史的感受、想象和认知。剧作以其深邃的思索和形象的魅力告诉我们，“东方”这一名词，不仅仅具有地理方位上的意义，而更是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所开启的一种新的时代和新的精神象征。

由于《东方》是一部以宏观视角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所以高层人物的戏自然比较多，因而极易与常见的同类题材相仿佛，使丰富的革命历史题材几乎变成领袖之间的对手戏。该剧值得称道之处在于，它很好地解决了艺术表现上的三个结合问题，即注意高层人物和底层人物的结合，既表现反映领袖人物的谋略与运筹，也表现普通官兵的牺牲与奉献；重大事件与平常生活的结合，既浓墨重彩勾勒决定历史进程的主体性大事，也反映剧中人物的儿女情长；人物外在行为和内心活动的结合，既描写各类人物参与历史的行动，也揭示他们丰富复杂的心理与情感。这些方面的结合在剧作中似乎是收放自如、水到渠成、不露痕迹的。这不仅反映出创作者对重大题材的驾驭调度能力，也显示出对相关题材年深日久的丰厚积累，从而在提炼和运用创作素材时，给人以俯拾即是的生活充沛感。其显明的艺术效果是，在揭示历史的真实性及其深刻本质的基础上，还历史以更为生动的血肉和灵魂。《东方》的成功还表明，要使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并且拓出一片艺术的新天地，创造出不同于他人的精品佳作，创作者拥有拒绝蹈常袭故、敢于独辟蹊径的艺术追求、胆识和本领是至关重要的。该剧尤为引人瞩目的是对各类人物形象的生动而富于性格深度的塑造，以及透过这些人物所表达的鲜明历史内蕴。对毛泽东为首的革命领袖人物，剧作着力表现他们在重大历史关头所具有的雄才大略及其个性魅力，同时又在亲切平易之中凸显其伟大非凡的品格。剧作对朱德形象的塑造也是可圈可点，与以往同类题材作品相比，这个人物不再是陪衬和摆设，而是着墨更多、戏份更重，显示出人物在做出重大决策时的智慧、果敢和坚定，因而更为真实饱满，更符合历史事实，更有形象光彩。王震的形象丰满而有质感，把这位刚烈如火而又心藏大爱的战将的脾气秉性和过人才能，真实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剧作就是以富于感召力的艺术形象和大量情节与细节的展示，富有说服力地表明豪情勃发、叱咤风云的中国共产党人，是怎样以无比宽广胸怀，团结和带领各党派、全国各族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意气风发地建立和建设如朝阳般升起的新中国。而剧作以很多篇幅表现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在那样一种历史时刻所作出的果断政治选择，无论是虽处敌对阵营但却向往革命和进步的张治中、程潜等老臣旧将，还是齐白石、艾青、荣毅仁等学界商界名流，无论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归心殷殷的海外赤子，还是格达活佛、赛福鼎·艾则孜等少数民族领袖，都义无反顾地齐集在新中国的旗帜下，汇成百川归海般的时代洪流，无不反映出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这一撼人心魄的历史总趋势。

这与蒋介石所代表的没落统治阶级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个旧政权的崩溃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自有其深刻而内在的逻辑。该剧作对蒋介石形象的刻画并非是简单化的，而是努力深入其性格内部，勾画出属于人物特有的复杂心理层次，使人既看到一代枭雄的老辣与坚韧，又看到其内心的挣扎和抵抗。其他如古正文、孙立人等人物的塑造，也都具备形象的质感与硬度，有颇多耐人寻味之处。而斯大林、杜鲁门等相关历史人物的出场，均被赋予较为丰满的血肉和个性，不只意味着剧作表现空间的拓展，也在更大的维度上衬托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气质和风采。对刘青山、张子善形象的再现也属该剧精彩之笔，剧作以洗练的叙述细腻展现案犯的心理过程，并以凝重的笔墨反映出党中央、毛主席对此案的决断，在今天看来有着很强的警示作用。由引观之，电视剧《东方》在向我们传递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的同时，更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