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们可以无限感慨地宣称，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开端，文学的勃兴是其中一个最奇特的标志。一篇篇勇敢的文字像蜂群一样给板结的心灵传授了花粉，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文学的解放助推了思想的解放。
谁能够忘记那样的场面——成千上万的人们拿出微薄的津贴，排长队，开“夜车”，就是为了阅读几件新锐的作品。他们觉得值，他们为一个个崭新的理想而慷慨解囊。他们因之而离乡的离乡、求学的求学、下海的下海……不过，广阔的天地、复杂的人生让他们明白了一个重要道理，就是“纸上得来”的总像纸一般的薄脆。生活撕裂了他们，还有他们的文学梦。他们完成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也掖藏了那个理想主义的自我。
现实一些、再现实一些，是现实主宰了变革的命脉。新文学自诞生之时起，就赶上中华民族不断在战争的铁砧上锤炼，军事生活每每成为文学革命中的最强音。我们常把军旅生活形容为火热的军营，这火热二字便是经典的文学定义。把一支以小米加步枪创业的准机械化军队，锻造为信息化的大国利器，这一天翻地覆的变化只走了不足30年。这期间，文学不仅弘扬了强军的精气神，更令人骄傲的是，它直接贡献过变革的理念和方式。这足以让任何军队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甲子之间、辉煌之后，军旅文学在目下所遭遇到的新的发展压力。毋庸讳言，在军旅文学和整个文学市场同步萎缩的同时，更为突出的是它在逐渐丧失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假若文学被未来边缘化，那才是最可怕的。似乎没人深究这是变革的过程抑或结果。说到底，文学就是拿理想去与读者对话。它的高风险在于：读者输了，无非是把一本书扔进废纸篓；作者输了，他的一个梦也就肥皂泡般地破灭了。若是能唤醒那份“理想”，就是文学的胜利。若是不能，那么文学美梦就好比托给了一个中弹的士兵，由他在惊愕的一瞥之间辉煌地死去。在我看来，20世纪的中国完成了两大变化：一次是牺牲了无数的生命而高扬起一个巨大的革命理想；另一次是打消了无数的梦幻而聚积起巨大的革命财富。生命献出得如此壮美，梦幻破碎得如此苍凉。何至于此？文学折射的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内核，它妥当地实现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了吗？在理想与财富之间它应占据的是什么立场？文学遭遇经济的突袭，而它自己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变革浪潮下极其深刻的人文变局。
2如果我们在当今世界能够提炼出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这世界变化得太快！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的普及性和民主意识的普遍增长在大幅度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看法的同时，更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去重塑人类在世界上的价值和意愿。并且，变革不仅是一场实践，更衍生为一种文化——斑斓的文化。
瓜分文学之羹的主儿越来越多。先是影视施加魔法，把读者变为观众；后是计算机横空出世，人被机器“计算”成网友。现在，连手机也闯入创作与观赏的竞技场了。看看周围的社会、想想焦躁的自我，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惊人的变化：信息革命在方便交往的同时，还悄然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状态！具体来说，近至数十年以前，人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忘我”的。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基本上看不到自己生活行为的图景，自我在群体中的形态并不能够“直观”地展现，“我”感知世界时，自我是被忽略的，人们通过他者反观自我，因而从客观上更依存于周围的人。士兵在战场上只会留神同伴和敌人，他不会去故意印证一句俗语：掏出镜子照照自己。而影视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形象意识，网络的普及又迅速搭建了个人表现的平台。在当今世界，我们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经历了人类头一次看到自己举止时的复杂情绪。战场上的士兵除了顾及同伴和敌人，还知道有了个“第三者”——镜头，或者说串联着的场外观众。他拿不准什么地方的镜头会捎上他，让他的形象传遍全世界，因而即便是在危险的作战中也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些许角色感，正如我们在战地报道时经常看到的，那些士兵的军事动作里忘不了夹带些扮酷的pose。有了这些变化，才有了那么多的表现欲、那么多的自赏族、那么多的炒作手段横流于世。以往年轻人羡慕军旅生活的整齐划一，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惟恐缺少区别于旁人的个性；以往大家的衣着喜欢随大溜，绿军装曾风靡大江南北，现在谁碰到“撞衫”就可能把那件衣服“枪毙”；以往人们是在阅读角色的喜怒哀乐过程中勾起自己的思绪，现在人们热衷自己写写自己，懒得看别人的长篇大论。它还在更广阔层面颠覆或者修正着传统的责任、友爱、信仰、道义，等等。
这一社会学现象重创了文学，而被冲击得最为严重的当属军旅文学。因为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作为军旅之魂，是和自怜、自恋与自娱格格不入的。我们看到的是，军旅题材越是另类轻松，越可能红极一时。吸引众人的首先是变形夸大的神秘军营或血腥战争，其次便是军旅人物塑造对市场潮流的迎合，再者，就只有靠影视剧蹿红后捎带的施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可以被替代。我们的社会可能从没有像如今这样需要文学，个人欲望的张扬能使一个社会变得热闹，而此时，最需要文学来让这个社会变得沉稳。在此处，文学的功效可称之为社会的配重。只不过，文学首先需要新的革命和深刻的转型。
3我们赢得了和平与发展的机遇。中国军队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指导下，不仅赢得了安全与发展的国家权力，更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一种全新思维方式。这种方式源自于我军宗旨，那就是永远和人民站在一起。2008年的汶川特大地震无疑是中华民族崛起征程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和平年代，还有什么比当年那样的抗震救灾更惊心动魄、更具军旅文学的突击与决战意义呢？世人目睹了军旅文学在地震废墟之上迅速搭建的感天动地的精神篷帐。它们为受灾的人民遮挡了心灵的风雨。对军人来说，抗震救灾有另外一个名字：非战争军事行动。和那些远去的战斗故事相比，我们的装备更精良、行动更迅捷、文化水平也高了很多。那么，我们的感情世界是否也更细腻了呢？和部队在灾区的出色表现相比，军旅文学的表现并不那么给力。和刚刚改革开放时的南线战事相比，作家的笔墨也显得苍白无力。
重大事件的现场直播已经是现代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伊拉克战争中，美军运用的“媒体嵌入式”战地报道把硝烟弥漫的战场画面导进千家万户。只不过，人们难免会出现这样的感觉：那些时兴的资讯传播方式像飨以东坡肘子似的，从一开始的饥肠辘辘到大快朵颐，必然会被喂到起腻。人们会发现，当所有的摄像机对准一个场景的时候提供的反而不再是真实，倒更像是跟风赶时髦。观众会厌倦乃至憎恨一种文化模式桎梏了思考的权利，又不得不逐流于一阵群起的喧哗。这一方面是因为影像捕捉的本质就是一个瞬间，另一方面由于有的人在镜头面前都不可避免地进入一种“演”的状态，他不再表露出那自由流淌的本真了。真高尚是不用表白的，而且真到极致了也就无从表白了。这成了一个表现形式上的悖论。我们褒扬高尚的情怀，其目的却是要通过表白去掩盖无法表白的另一些“杂质”。心，总是有选择地开启的。人们会被困惑淹溺，那时肯定有人会想起：这世上永远都离不了小说。小说倒像是一个能够搀架起读者的肉身、从容盘旋在人心之间的幽灵。于是人们会发现，描绘出的现象是简陋的，最终只有深入到逻辑层面和道德的深度，才能够找到某种心灵的喘息。那只有靠小说而非任何其他形式所能及了。没有物质的精神不长久，没有精神的物质没分量。文字既然发表，就不再是私活儿。文学必然事关民族意志和国家政治。
4有些人认为军旅文学有更多的条条框框。对英雄主义的祭拜、对战争正义性的激辩、对荣誉与使命的坚守，甚至是对组织纪律和保密守则的试探……这里仿佛有一个个禁区。但正像在海的浅近处航行总会碰到更多的礁石，我们的困惑源自于我们还没走出去、走得足够远。在军旅文学战线的一翼，人们坚决固守着传统军事王国的疆界，浑然忘却了辕门外的润物好雨。其另一翼，人们绑定式地跟进某种成功的套路，或鏖兵残酷、或军演诡异、或城乡心路、或老战事（士）新说，一次美丽的鱼跃被千帆百舸紧跟，潮把浪拍散在沙滩上。界定与模式被缩写为“定式”，成也定式、败也定式。
提出这样的断言应该没人反对：我们生活在有史以来军事变革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从世界大战狂想到局部战争理念、从核武器到非致死武器、从“最大限度使用暴力”到“零伤亡”、从绝对战争到信息革命……在技术手段眼花缭乱的背后，撑衬着的是让人惊讶不已的军事人文与战争文明的沧海桑田。这场军事变革的最大不同，也许就是人文力量走到了潮流前列。妨碍我们振兴军旅文学的不是没事情、不是没人、不是没市场、不是没机遇。我们必须深入思考顺应军旅内外变革步伐的新的发展方式。军队已不是昨天的军队，士兵已不是昨天的士兵，战争已不是昨天的战争。军旅文学的发展方式肯定也不再是昨天的路数。它必须离社会变革的内涵更近一点、离官兵内心的困惑更近一点、离现代战争的嬗变更近一点。否则，我们只能在人文的金矿上种地、在变革的暗河旁祈雨。
在全球化浪潮下，我军新的使命更像是春天的常青藤，四处洋溢着延伸向纵深的那些细碎而又不可忽略不见的蓬勃活力。军旅，有其超凡脱俗的文化战斗力；军旅文学，也因之有政治责任而成为新的文学革命中率先突进的一面大纛。放言这场变革的到来并非脑袋发热的空想，我们正创造着举世瞩目的社会进步的奇迹，正经历着事关民族崛起的文明品格的优选与重构，正享受着思想解放所带来的人性的觉醒，正锻铸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价值观。当国家把百姓的幸福度、尊严感作为政府主要指标置于GDP增长之上的时候，沉睡的文学怎会分辨不出远雷的召唤？这可能是惊蛰的文学大地上的另一次苏醒。军旅文学对社会变革的参与，已不是为什么、凭什么、干什么的问题，它已是历史潮流裹挟着的义无反顾的突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