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始于何时，也许从一开始，翻译就被分为两极，一为直译，一为意译。后世的翻译理论一般都跳不出这二分法，什么形似与神似、异化与归化，都不过是换个角度，换个说法的假名或变相而已，其所指实际是一回事。然而，不仅如此，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还在于，它们都只提出了两极，而忽视了中间，以及判定何为直译、何为意译的具体标准。
我虽不敏，但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也有所感悟，对经验有所总结，经过不断的修正，现在又斗胆提出自己的一种想法：贴与离。理论有两种，一是出于批评、用于批评的批评理论，一是出于实践、用于实践的实践理论。我的想法算是一种出于实践、用于实践的翻译方法论吧。同样，我无法，也无意跳出传统的二分法，只不过试图在两极之间找到一些可操作的东西而已。
贴与离，是从译文出发，相对于原文而言的。举个例子来说吧，现在有个流行的“段子”，把英语“How are you?”和“How old are you?”分别译为“怎么是你？”和“怎么老是你？”这有什么不对呢？实际上，这是古今中外在外语学习和翻译中常用的一种逐字对译的方法，英文叫做“crib”，主要是为初学者和不懂外语者提供方便的。美国人厄内斯特·费诺罗萨听受其两位日本老师森海南和有贺永雄讲解中国古诗时所作的笔记就是如此。中国古代译佛经的第一步也是如此，隋代印度僧人三藏达磨笈多所译《金刚经》就属此例。西方学习和翻译古希腊语、拉丁语文献和“圣经”等也是如此，首先由懂外语的人提供“crib”，然后再由母语较好的人在此基础上加工润色。可以说，这种“crib”是最贴近原文的，却未必是正确的。首先，看词法。“how”可以是“怎么”，也可以是“怎样”或“多么”。根据上下文判断，译“怎么”是选错了词义，而词义选择的正确与否与译者的功力有关。其次，看句法。经过修正措词的译文应该是：“怎样是你？”和“多么老是你？”此所谓“词典翻译”，哪怕每个词的义项都选对了，却由于拘泥于原文句式或词序而仍未确切达意。按照汉语语法，正确的语序应该是：“你是怎样？”和“你是多么老？”这有点儿像初学汉语的老外讲话，虽然语法正确，中国人却不这么说。所以，还要看习惯说法。中国人一般会省略系动词“是”；问年龄时一般不说“老”而说“大”，那么，对应于原文的习惯说法应该是“你怎样？”（或“你好吗？”）和“你多大啦？”最后，若是还要考虑文体，那就得根据语境再做调整，例如，还可以说“别来无恙乎？”或“近况如何？”和“您今年高寿？”或“请问芳龄几何？”等等。
如上所示，译文从紧贴原文开始，逐步远离，直到恰当的位置，其间至少涉及四项标准：词法、句法、习惯说法和文体。措词拘泥于词典（尤其是翻译词典，例如英汉词典，而非纯原文词典）释义、句式照搬原文的偏于贴；句式合乎译入语规范、含义对应其习惯说法的偏于离。所谓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归化的分水岭也就应该在此之间。我国某些译者所英译的中国古诗往往令以英语为母语的读者莫名其妙或忍俊不禁，原因主要就在于，尽管译文在词法、句法方面都合乎规则，但人家习惯上不那么说。反过来，习惯说法也会影响到词法和句法甚至文体。熟悉习惯说法者莫过于说母语者。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就反对印度作家用英语写作，认为除了用母语，任何人都无法带着乐感和活力思维写作。这也是我不敢轻易从事汉译外的主要原因。
由于文化的差异，不是任何表达都能在译文中找到对应的习惯说法的。许多时候都需要译者有所创造，这时就需要做到文从字顺，起码在词法和句法上合乎译入语规范。然而，创造也要有限度，不能脱离原文。实际上，翻译中的创造，严格说是一种摹仿，而非凭空的臆造。译文就像风筝，离得再远，也要与原文有关联。不顾原文的任意创造，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就不再是翻译，而是创作了。埃兹拉·庞德根据费诺罗萨的笔记和翟理斯的译文所“译”的中国古诗可以说某些部分已超出了离的极端。
译文与原文在字面上和含义上的相似程度往往不一致。二者可以说时合时分。二者重合的时候较少，容易处理，可以不论；不合的时候较多，就需要调焦。例如，用成语对译成语，属于离的手段，往往不免削足适履，难以做到恰如其分，就不妨改变策略，尝试用贴近字面的译法。一般读者所欢迎的译文往往偏于离，译者摹仿较少而创造较多，这样的译文给读者传达的原文信息反而较少；译者摹仿较多而创造较少的译文偏于贴，却往往能给从事创作的读者以更多不同文化的信息和陌生化灵感。从事新闻工作的诗人黄灿然说，新闻可以意译，诗非直译不可。我赞同他的说法。但这并不等于说，我译诗主张偏于贴或离。理想的翻译当然应该是对焦清晰、不即不离的。
译 文
沿着那柳园而下，爱人和我相见；
她那双雪白小脚曾经走过柳园。
她教我从容恋爱，如枝头生长绿叶，
可我，年少又无知，不愿听她劝诫。
在一片河滩野地，爱人和我停留；
她把那雪白小手搭在我的肩头。
她教我从容生活，如堰上生长青草，
可我年少又无知，如今悔泪滔滔。
——傅浩译威廉·巴特勒·叶芝《经柳园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