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都在策划、联络、组织和编辑“荷兰文学专辑”。专辑已在《世界文学》2011年第4期上与读者见面。这是个紧张却又快乐的过程。而快乐，更多地来源于发现：发现出色的作品，发现出色的译文。

每每读到荷兰文学，我都有欣喜的感觉。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80年代在《世界文学》杂志上读到的马高明、柯雷翻译的那些荷兰诗歌。那是些小巧、精致的诗，有点像微雕，注重视角，注重艺术表现力。斯希普斯、考普兰、黑尔、阿伦茨等荷兰诗人就这样走进了我的视野。当时，这些诗歌对中国诗坛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比杨卡——一步半/穿着第一双鞋/走过房间”。我总忘不了斯希普斯的这句诗。比杨卡在走进艺术，但当艺术界限被扩展时，比杨卡穿着第一双鞋，走过房间这一情景本身，不就是艺术吗？

时隔20多年，再次集中地、大规模地读到荷兰当代文学，主要是小说和诗歌，我的欣喜变成了惊喜，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近20万字的作品，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美妙。我感受到了丰富性、多元性、艺术性；感受到了生命气息和心灵力量；还感受到了文学中意义的芬芳。

好几篇作品，好几位作家和诗人，都让我爱不释手。《电暖工》（卢肖慧译），多么朴素的标题。看到这一标题，人们往往会想到一部生活化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一旦读起它，你就立即被文字所散发的童话气息所吸引。童话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迷人的张力。《黄瓜园中的茅屋》是个温馨的故事，像一部田园牧歌，有一种怀旧的韵味。它让我回到童年，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是表现农业文明的，而农业文明往往更能打动人的心灵。《我曾是美国》（杨卫东译），那是个极端的故事，而极端的故事更能反映人性。我尤其喜欢《珍珠》（庄焰译）。那简直就是首散文诗，有一种忧伤的美、孤独的美、情感的美。

爱、孤独、情感、迷失、寻找、婚姻、家庭、生存、战争、异化、动物世界……所有人类的普遍主题，在这些作品中，你都能发现。当许多作家在解构意义时，荷兰一些作家却在努力地建构意义，建构诗意，建构文学本身的魅力。这是个动人的姿态。

我还读到了5位诗人。5位诗人，5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精致而耐人寻味的玛丽娅·巴纳斯，以及独特而令人目眩的切伯·黑廷加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黑廷加华丽的诗意和原始的生命力，像块磁铁，一下子就能吸引住你。你只愿被吸引住，只愿享受被吸引的快乐，都不太愿意去考虑所谓的意义了。诗意和生命力也是种意义，最大的意义。巧合的是，这5位诗人都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他们大大拓展了我对荷兰诗歌的认识。这是些更加奔放、更加开阔、更加无拘无束的诗人。他们让我们看到了荷兰当代诗歌的无限可能性。

读翻译作品，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在读译者。尤其令我欣喜的是，“荷兰文学专辑”让我领略了好几位年轻翻译家的风采：《灭顶之灾》译者张陟，《黑廷加诗选》译者傅浩，《坎》译者袁伟，《电暖工》译者卢肖慧，《愿明天更美好》译者潘泓。他们外文水平高，国语底子深厚，且对文学艺术有着十分的敏感。读到他们，我不由得对一种流行说法产生了怀疑：所谓文学翻译人才青黄不接。其实翻译人才是有的，关键是如何去发现并激励他们。目前在我国，无论从翻译稿酬、学术评估还是奖励机制来看，对文学翻译都没有最起码的尊重。想到此，我的欣喜顿时转化成了深深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