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篇历史小说《铁血首义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关于纪念辛亥革命专题的6部重要图书之一。

我惟恐我贫弱的文字难以复活英雄们声色壮丽的经典人生，无力再现那段叱咤风云的峥嵘历程。我的心情一直颇不平静，因为我深知我的笔力和想象力都是有限的。我惟一自信的是我能尊重史实，书中的每一处历史事件都能在史书中找到出处，都能在现实的土壤里找到旧址。我试图用小说的方式，展示史学家公认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和这场革命的局限性作出自己的思考和回答。

我还想说，一场历史性的非凡壮举，涉及的人实在浩如烟海，历史书也只能留其主干。所以，尽管尊重史实，客观公正，一直是我内心的一柄标尺，但虚构又是必须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之虚构又非虚构，而是掀开历史的尘埃，将那些鲜为人知的小人物从历史的废墟里翻找出来，为人们所知晓。尽管如此，仍然不能穷尽那些为武昌起义默默牺牲无私奋斗的人们。这是我力所不能及的，是永远的遗憾。我只能请求他们的宽恕。

小说取材武昌起义，主要横跨1896年至1911年15年的时光。以汉口英租界巡捕房的翻译曹玉林与巡捕刘银根两个家庭两代人在武昌起义血与火、家与国的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为历史背景，以武昌起义酝酿发展爆发的史实经过为线索，展现武昌起义从花园山聚会，到科学补习所，到日知会，到军队同盟会，到群治学社，到振武学社，到文学社和共进会，两股力量最终合流，展开武昌起义的历史画卷，塑造了一组起义英雄的光辉群像。

小说出版之时，正值举国上下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庆典之际。省作协将这部小说纳入湖北文学界向辛亥革命100周年献礼作品。这是一份迟到的礼物，因精诚所致，而生逢其时。这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或许也算做天作之合。能以这种方式表达我对这个城市深沉的爱恋，传达我对武昌起义英雄们无比的敬仰和不朽的怀念，足矣！

武昌起义从1903年吴禄贞在武昌花园山脚下播下第一颗革命火种，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准备，到1911年10月10日成功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从而改写了孙文领导的前十次起义均告失败的记录。一个维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也如多米诺骨牌走向了坍塌。一个崭新的中华民国以这一天做了国庆日。武昌成为了首义之区。这里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太多的偶然。

诸多的必然因素中，我认为应该包括张之洞在武汉实行的洋务新政。编练新军，大兴教育，废除科举，鼓励出国留学，使大量有革命觉悟和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进入军营成为可能。全国的新军领袖都是由湖北新军孕育的。这为后来全国革命一呼百应作了准备。还有清政府以宪政为晃子维持国将不国大厦将倾的国势。当时仅汉口就有英俄德法日五国租界。国家在维护主权上都已没了发言权。当时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向四国借款风波、向民众贷款失信于民也导致国内动荡频仍。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武汉的码头文化，武汉人的火炉性格，争强好胜，敢为天下先，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民风作基础。

四川保路运动从湖北抽调大量新军，使当时据守在武汉的革命军有以少胜强的可乘之机。孙武制造炸弹失事导致武昌起义的内幕外泄，彭刘杨牺牲。造成了反是死、不反亦是死的局面。这些都应该是起义的偶然因素。此时，革命党人群龙无首。或死（刘复基），或逃（蒋翊武），或伤（孙武），或远在海外和香港（孙文和黄兴）。革命党的起义热情可以说达到了一触即爆的程度。在机遇与挑战面前，是湖北新军第八镇工程营三棚正目（相当于现在的班长）熊秉坤勇敢地站出来，“假传圣旨”号令起义，从而实现了百年前的那一声枪响。

小人物也可以成就非凡之举。这是武昌起义给我触动很深的体会，也是我从《铁血首义路》的创作中得到的启迪。只要你敢于担当，总有顺理成章又出人意料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