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期，关于文艺批评的讨论已成为文艺领域一个重要的前沿问题。如何看待当代文艺批评的现状及面临的诸多问题，一些评论家表达了各自的看法，内容涉及当下文艺批评的标准、当下文艺批评公信力、批评家知识结构的重建、批评家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诸多话题。

当代文艺批评何以“不给力”

“普遍来讲，今天对文艺批评正面的声音不多，认为批评既没有劲，人们也不爱读，觉得既不热闹，也不过瘾。但文艺批评是处于一种常态，与国家文化的繁荣还是同步的。问题是有时候，表面化的媒体批评盖过了深度的学术批评，而学术批评又与创作实际有较大的分离。”这是梁鸿鹰对当前文艺批评的整体状况所发表的看法。他认为，文艺批评的话语、学术导向与社会需要的价值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文艺批评是否能很好地传达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价值，文艺批评是否带有明确的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这些都是关系到文艺批评建设的“前沿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谈到文艺批评的“不给力”，张慧瑜认为，现在之所以文艺批评影响越来越小，除了文化生态的原因之外，可能也与我们理想性的缺失有关。马克思就曾谈到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这对我们有一定的启发性，就是说文化生产、艺术创作可能具有某种超前性，产生一种可以超越于现实的、关于未来的想象。这种理想性是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活力所在。刘涛认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学术化、专业化趋势，导致了文学批评的职业化，将文学批评家变成了文学从业者，在一定上可能局限了批评家的视野和气象。要解决此问题，批评家需要建立一种整体观，即须对中国当下的处境和时代的问题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陈晓明则对公众对于批评“给力”的期待提出了反思：“现在社会上对批评家的要求是很高的，大家希望看到有力和‘火气’重的批评。其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媒体传播氛围，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希望看到一种戏剧性，所以也希望批评具有表演性，能吸引眼球，引起炒作的话题。这种对于批评‘给力’的期待，对文学、文化都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他认为，在媒体时代，一个批评家似乎只有成为“文化明星”才能引起公众的关注，但许多文学家和批评家正默默地为这个时代的文化做基础性的建构，提供传统、经典，这才是更值得肯定的。

文艺评论者的职责与“公心”何在

贺绍俊不赞成把批评仅仅视为一种否定性的意见，他认为不管是从肯定还是否定的角度，批评家都要站在公正的立场，公正的立场就是文学的立场，是人类文明最高境界的立场，也是最本质的批评。他说：“我认为批评最大的问题是要出于公心，我们缺乏批评公心的姿态，所以谈到批评，我很愿意引用孙中山的一个题词：‘天下为公’。出于公心的批评，是既有破坏精神，也有建设精神，破中是有立的。有些否定性的批评并非出于公心，甚至变成谩骂性的批评，这并不利于形成健康的批评风气。”

吴义勤认为，批评家的职责和“公心”并非是要做社会公众的代言人。一个批评家首先是一个平常的文学阅读者，从普通读者的角度对作品作出判断，而不是做文学的代言人，急于为广大读者做出判断。“批评家写的批评要真实，要出于公心，首先看是不是忠实于自己第一时间的真实感受，只有忠于自我，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去发言。批评家发言的出发点如果不是自我，而是考虑这个时代的读者怎么看，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放大了自己的身份，这并不利于批评生态的建立。”

文艺批评有无价值标准

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也一直是文艺界争讼不休的话题，一种对于当前文艺批评的负面看法便是批评的价值标准混乱，或者说干脆没有标准。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吴义勤认为，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判断，所谓“好作品”就是能满足这个时代读者需要的作品。每个人对作品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从同一部作品中汲取的营养也是不一样的。因而，批评的标准就存在于每个读者心中。

在陈晓明看来，在当今多样化的时代，要建立具体统一的体系和标准非常难。他说，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学作品给文学立法，而不是批评给文学立法”。文学作品无限丰富，作家的每一次写作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批评家要更多地尊重作品，尊重作家，尊重原创。

贺绍俊也认为没有必要急于认可一种统一的标准，在多样化的文化发展趋势下，标准永远在发展建设中，是动态的、没有定式的。所以，批评家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学本身的变化，不断修正更新批评标准，努力建设与当今文艺发展相吻合的标准。

李云雷认为，文艺批评不能倚仗一种固定不变的“万能”标准，而应秉持一种尊重、分析与开放的态度，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既不凌驾其上指手画脚，也不俯首帖耳甘为附庸，而是以平等的姿态与其对话。对作品的判断应该建立在具体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相反，在分析之前预作判断。对自己借以评价作品的标准保持一种反思的态度，努力去发现新的美学元素与美学萌芽，并不断调整自己评判的标准与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