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的《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是一本读后让人觉得异常沉重的书。我们看到，就文化传承而言，在日本、不丹、印度等亚洲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许多富有地方特色、融合了民族和宗教特征的文化都得到了很好保护，不仅因此传延了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记忆，让其文化特质得以保留，而且还成为这些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行业发展的依托。但在我国，民俗文化传承却困难重重。多年来，在政治运动、城市化等多股浪潮的侵袭下，民俗文化几乎陷于岌岌可危的状态。许多地方的领导和官员，往往在完成对旧有民俗、文化遗址的“改造”后才恍如大梦初醒，一下子发现了文化的商业价值、开发效益和政绩价值，于是，要么开始建造拙劣的仿古建筑，以山寨版本告诉人们某地某城“曾经阔过”；要么就开出巨额补贴，表现出对创意文化人才、项目和产业渴求的姿态。
譬如江苏南京。作为国务院批准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多年来，南京在“旧城改造”和“危旧房改造”中，将历朝历代建造的许多古街巷和民居拆除。2006年，在名为“建设新城南”的城市改造中，南京将老城南仅剩的明清街区遗存，包括黑簪巷、颜料坊、牛市、洋珠巷、铜作坊等历史街巷拆除一空。此事曾引起全国的广泛关注。虽然后来南京的毁灭式拆旧改造停了下来，然而，城里仅剩的大半个明城墙外壳和极少几条老街，怎堪人们凭吊六朝古都的情怀？
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发生在湖北襄樊（2011年改名为襄阳）。2007年4月，“念诸葛亮出山1800年大型庆典活动”在襄樊举办。主办方认为，刘备的三顾茅庐以及诸葛亮的《隆中对》，都是三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也使襄樊成为三国文化的源头。当年7月1日，襄樊又举办了“国际关公文化研讨会”，许多与会者参观了传承千年、纪念关羽的襄樊古刹“汉圣庵”，并讨论如何保护修缮这座文物建筑。但仅在几日之后的7月6日，“汉圣庵”就遭遇强拆。多名拆迁人员以“偷袭”的形式进入“汉圣庵”，将守护人员捆绑后，强行用推土机推毁了庙内建筑。
正是出于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焦虑，冯骥才以赛跑的姿态，奔走于中国大地各处，抢救、记录、发掘着各地民间工艺美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理说，冯骥才应是那些自称很懂文化、很重视文化的各地官员们的座上宾，他们理应热情地欢迎他，积极响应他的号召，保住本地的文化血脉。但是，冯骥才并没有真正获得多少支持，就在他奔走抢救的过程中，各地的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美术等成果，却在更快地被拆除和毁灭。纠其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在一个靠土地财政及土地项目运作获得利益的体制下，只要拆迁并改作其他用途的新建比保护文化遗产、民间工艺美术的效益高，地方政府的选择就几乎毫无悬念。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就显得更加具有典型意义。书中记录的虽然只是冯骥才运用多年来的文化抢救经验，通过“视觉人类学”与“口述史”等方法，对天津杨柳青历史上著名的画乡“南乡三十六村”进行拆迁前“临终抢救”的具体过程，但却让人真真切切地感到了保护和抢救整个民族文化遗产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画乡“南乡三十六村”曾有“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的传统。过去，杨柳青镇曾分布有多家全国知名的年画大店，集中了大量雕版和手艺高超的画师。由于紧靠京津，受城市文化影响，杨柳青年画的审美倾向于市井文化。而在南乡三十六村，“境内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而过，地下水丰富，宜种小麦、玉米，养鱼植果；这里盛产小枣，又多蒲苇。枣木可以雕版，蒲草是造纸的天然材料，都是年画滋生的上好条件”。其中的炒米店村，这个只有140户人家的小村子，年画店曾多达百家。南乡三十六村甚至形成了合作加工制作的产业链，“一些村里还有画铺和作坊，以印画为主，作坊里一般只印线版，余皆交给三十六村的农民填色描花，施粉开脸”。近一个世纪以来，在经历了外敌入侵占领和政治运动之后，南乡三十六村的画业遭到了严重破坏。冯骥才前几年去发掘时，只找到4位木版年画的艺人。村中宫庄子的缸鱼艺人王学勤和南赵庄义成永画店，就是大冯笔下的主角。
如果，杨柳青、南乡三十六村分布在本文开篇提到的一些重视民俗文化的国家，或者分布在近年来本土文化保护培育意识高涨的中国香港等地，相信那里的木版年画及相关艺人将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尊重，设法创造条件让其传承延续，绝不可能采取武断强拆整个村子的做法。但南乡三十六村偏偏就遭到了全面拆除的命运，冯骥才所能起到的作用，也仅仅只是帮助4位木版年画艺人中的王学勤一人，将其画室的一部分搬到龙门乡艺术博物馆。《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附有本次抢救过程中所拍摄的大量照片，也可以说，画乡“南乡三十六村”留给世人的回忆除了王学勤那个搬走的残缺画室，也就剩下了这本书里百余幅“临终抢救”照片。
书中记录道，“这男子（南乡三十六村一位村民）对我含泪说，‘我们不就要这一点精神吗？有它我们心里就舒坦得多！为什么不给我们？……’”冯骥才只能感慨说，“他们被切断的不只是一个物质贫困的历史，还有他们世世代代积淀在那里的看不见的东西。他们将失去记忆、特有的文化与习俗、与生俱来的劳作习惯与天人关系、土地里的祖先及其信仰”。“我们已经尽全力，把力所能及的事都做了。在‘城镇化’浪潮前，我们势单力薄；即使力量再大，也只是螳螂之臂，怎么可能去阻遏‘历史巨轮的前进’？我又想，还有许许多多遇到同样困境的文化传承，它们怎么办？”这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实也是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如果没有了文化传承，我们怎么办？
（《一个古画乡的“临终抢救”》，冯骥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