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简明《佛痒痒》初稿的时候，被这书密集的力量感吓了一跳，后来听说是白描先生推荐的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就觉得挺自然了，因为陕西作家有这样的特点不足为奇。一说到长篇小说，我们很自然就会提到陕西，自上世纪50年代后，中国的长篇小说一直和陕西同构，从柳青到路遥、陈忠实一直到今天的红柯，这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地缘学表征之一。

读完《佛痒痒》的时候，发现它又很不一样。这本小说给人的是非故事性的阅读感受，描写生活的非逻辑状态。它与我们所认为的中国长篇小说那种所谓的现实主义的品格之间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佛痒痒》描述的是人在生存的挤压之下所爆发出来的邪性与传奇的力量，中国人都遭受到这种生存的挤压。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写起，一直写到现在，这种力量不光在出生的故事里能感受到，在野鸡胡的故事里也一样。野鸡胡监狱是一个喻体，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凝练为一个象形符码——“囚”，这不仅是监狱里的人的命运，也是所有人的情境。

在非逻辑的情况下小说放得很开，作者将自己解放了出来。同样是写个人成长，与路遥不同的是，路遥的个人成长是激励着青少年向上攀爬；而《佛痒痒》则是反观成长，从儿时到成长，向着极端绝尘而去。小说里对生活的审视也是两极的，盼望安稳，但写的全是动荡，是一种向着生存与注定的道道障碍不断磕碰的命运结构。这种写法之下，但凡遇到了生活的沟沟坎坎的时候，小说的文字都笔力非凡。小说里最大的困顿和挤压体现在人的肉身，这个时候简明的语言显得才华横溢。比如他描写侯江潮的未婚妻，“她走路的时候，夹着双腿，裆部、大腿内侧发出‘嚓嚓’的声音。她的眼神不怎么挪移，或者说直勾勾地硬生生地甚为坚定，当她把目光移向侧方，让人觉得仿佛后面拖着一个重物，似乎她要把原先注视的物体连根拔起，带着沉沉的力度。这种目光后来常常被梅昊提起。他说，这个女人的目光像连在绳子上的甩钩，甩出去，拉回来，都要捎带些皮肉。毒啊！要不怎么勾去了六个男人的性命。”这样的语言太刚猛也太真切了，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是力大无比。像这样的地方小说里很多。由于《佛痒痒》的非逻辑性，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一块块碎金的闪耀连缀。写到野鸡胡的屎尿池那里，确实有种邪性的力量，那是全篇力道体现得最完足的一个地方。简明写人身体的感觉，“我的身体沉重得好像捆着一头驴”，匪夷所思但是又合情合理。这也体现出陕西的地方性，让一位江南的作家写，是不会有这样的句子的。即便是山东作家也不会把身体和驴绑在一起，这是西北作家特有的想象力。小说里有很多个人文学风格的描绘方式，写人的身体状况异常，他常用“黑色的嘴唇”、“紫色的嘴唇”；描绘男人，他用“胸膛向外腾腾冒着热气”这种方式。

李建军谈论这本书时作了联想，世界上不少经典文学作品都和监狱、犯人有关，他提到了《死屋手记》《第一圈》。还可以有王尔德的《狱中记》，甚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等。劳改生活、囚犯生活和日常社会秩序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是秩序的反叛之路和重新规训之旅。我们生活在秩序中，但又要挣脱秩序，有时不得已向秩序叫板。不得不恨、不得不冷酷，但又不能不爱、不能不伤怀，这就是《佛痒痒》展现出来的矛盾。这是个无法回避的情境，我们活着的情境充满了囚困，挣脱的渴望也就生生不息，这就是我们的命运、一代代人的命运。每当必须平复内心狂野冲突的时候，蹿上来的很可能就是生命的邪火，而《佛痒痒》就是邪火燃烧的过程：上篇是点燃，中篇是烧红，下篇便是成灰。合上书页，回头细想，另外那层超拔而深切的意会可能就泛上心头：人活一辈子，折腾与被折腾何尝不是常态，到终了之时，每个个体的生命也只是那佛前的一炷香。

作品里碎金缀琏般的思考，还是归于终极性的问题：我从何而来，我来后怎样，我将归于何处？小说里专门有一个章节叫“然后呢”，他不断地追问“然后”，貌似用调侃的方式稀释了这个念想，而实际上，文本所有的力量都来自对以“然后”为口实的终极关切的激情。

（《佛痒痒》，简明著，重庆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