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书覆盖到汽车到不了的村庄

清晨，我们乘一辆面包车从郑州出发，一直向洛水的上游去，这是2005年夏天。

帮助我成行的是孟素琴老师，她奉职于河南省教育厅语文教研室。我在她的帮助下，打算去洛宁县最偏僻的教学点看看那里的教学情况。

洛宁县的“村村通”工程做得不错，硬路面通到了每个行政村——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这天，张老师领我们去看山沟里的教学点，汽车开不进去，我们就步行进去。

下午，我们走到了下裕乡麻院村沟底教学点。这里的农民人均有2亩地，但很贫瘠，已经实行“退耕还林”政策，不种田，只造林。1亩土地，政府补给140元。农民去山外买粮食，种点菜自己吃。

“勉强能维持住温饱。”教学点的女教师告诉我们。她是这个点唯一的女教师，叫靳丹萍，是代课教师。

“您在这儿多久了？”我问。

“7年了。”

“代课7年？”

“我已经代课11年了。”

她27岁，是本县下裕乡后山庄村人，在村里读的小学，乡里读初中，初中毕业后到下裕乡桑裕村代课3年，后来到县教师进修学校进修，毕业后到这里来代课。

这里的校舍由一房3间组成，两间教室是通着的，还有个小间是教师宿舍。

“这个教学点非办不可吗？”我问。

“非办不可。”靳老师说，“距离这里最近的两个教学点都在10里地左右，全是山路，六七岁的孩子根本不可能走去那里。没有这个点，这里的孩子就不可能上学了。”

她现在一共教10个学生，分4个年级，其中有两个孩子是“更山沟的自然村来的”，住在这村里的亲戚家。我问起学生的情况，大约是问到学费的问题，靳老师说：“还有3个孩子缴不起。”

“国家不是有‘两免’吗？”

“‘两免’免的是学费、学杂费，课本都不要钱的，都给免了。”

“那还欠什么费呢？”

“欠教辅书的费。”

“你说什么？”

“欠教辅书的费。”

我突然不知该说什么。稍顿，我问：“3个什么样的孩子？”

靳老师说：“有个张朋朋，没爹没娘，由爷爷奶奶照看，已经读到四年级了。还有一年级的张英英，父母离异；二年级的茹保锋，母亲去世了。”

“一年级也有教辅书吗？”

“有啊！”靳老师说。

“教辅书给这些孩子了？”

“给了。家长都很重视孩子读书，要是没给，会说欺负他们。”

“那欠的是谁的钱？”

“孩子欠学校的，学校欠乡教育办的。”

这些教辅书实际主要是由无穷无尽的测试题构成的应试练习册，常常是一个题下留一截空白，一页纸看去稀稀拉拉的。有人称之变相地卖纸张卖印刷，价格还贵。原是为应对中考、高考而产生的，现已覆盖到基础教育的所有年级。国家明令不许用这种教辅书去增加学生负担、坑害学生。教辅书一度受抑制，现在又卷土重来，在书店里琳琅满目……但是，我如果不是走到这里，不会想到，教辅书是如此有力量地发行到这连汽车都走不到的地方，能如此一个也不落地套住如此偏僻山区的每一个学生！

这是一条怎样的捆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锁链！城市里有多少富有应试经验的教师在不断地编织着、翻版着这样的文字锁链，有多少人在不辞辛苦地发行着这样的锁链……我仿佛听见：“放下你的鞭子！”那些从事这种教辅书编撰的敬爱的老师，是不是该认真考虑放下你的笔！

教育最宝贵的资源在哪里

令我同样难忘的还有涧口乡砚凹村教学点。这个点也只有一位老师，叫王灵武，他高中毕业后在山沟里已经教了20年书，前15年是代课教师。我问起他现在的月工资，他说：“从今年元月开始涨到650元，去年是580元，由县里发的工资。”

与这里相距最近的一个教学点有10里地。他这个教学点共有12个学生，正好是一二年级各6个学生。他们上课的“钟声”是用一个上面有许多个洞的长铁条敲出来的。

学生的父母亲大都去南方打工了，村庄里只见留守儿童和老人。村外有一条山涧，完全没有水，只有嶙峋的石头，或许只能称之为山涧的遗骸。

村里的人家全部没有门锁，大约因为家里确实没有东西可以让人偷。我注意到村里的狗都不叫。有一只狗在空地上晒太阳，我拿个石子扔到狗身上，它睁开眼睛看看，接着睡。我纳闷了，难道村庄穷，长期没有贼来光顾，狗连看家的功能都消失了？

我走到一个叫杨丽丹的一年级女孩的家里，刚问起她的父母，她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看到她平常是在一个用石块垒起来的石板上做作业，一本打开的作业本还在石板上。她坐的椅子，椅面上的竹片已经完全不见，单剩下骨架；椅背则破损得只剩下半边孤零零的一根木条，完全没有靠背的意义了，却还立在那儿，没有拆除它。我的第一感觉是，她坐在这样的地方“从小拼搏”，怎么拼得过那些城里的孩子呢？

我和孟素琴老师都带了数码照相机，当孟老师把她相机里拍的孩子们的形象在相机屏幕上给孩子们看时，孩子们顿时欢呼起来，我立刻把他们拍了下来。

你看，这时刻，孩子们那么欣喜，眼睛那么明亮，那么惊奇！我想起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时，代表们、委员们提的关于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提案，那确实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从这山沟里孩子们明亮的眼睛、惊奇的眼神里看到，教育最宝贵的资源，就潜藏在学生们身上！如果不用应试教育去束缚学生的潜能，而是顺应他们天性中的好奇兴趣，开发其天性中原本有的探究思维，就能释放出生机勃勃的可不断再生资源！

我也由此看到，中国学生大致可分作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和省会城市的学生、中小城市的学生和农村学生3大块。

当高考指挥棒迫使全国基础教育都不得不跟着“应试”走时，城市不仅有丰富教育资源，也有丰富的应对考试的经验。尤其是名校经验，以能考高分为显著特征。所谓拼搏，中小城市与大城市能够一拼，就考分而言，中小城市往往高于大城市。可是，县以下的农村学生怎么拼？

河南省并不是中国西部地区，而是中原腹地。洛宁全县辖18个乡镇，386个行政村，44.5万人。我们跑了下裕乡、涧口乡、河底乡，走访了若干个小学和教学点。张献民老师还告诉我，县里对村办小学是有“六配套”的明确要求的。“哪6配套？”

“大门、围墙、厕所、教室、课桌、操场。”

看来，这6件，是不能再少了。但他们告诉我，就在我去过的下裕乡，“6配套不全的，达到80%”。

他们还告诉我，我所看到的教学点并不是条件最差的，因为毕竟还有课桌，虽然破旧。我问：最差的是什么样的？

回答说：“一本书、一支笔、一张嘴。”

我如果不是走到很基层的地方来，我的想象力是虚构不出这些的。我们常听到说，高考是使农村孩子有可能通过拼搏走出来的惟一出路，因而它是当今公平竞争的一方珍贵净土……可是，乡村，尤其是贫困乡村的孩子，与城市孩子在基础上差距如此之大。如何在这么大的差距上，依靠同一张考卷去建立公平？

请接受我们深深的鞠躬

从乡下回到洛宁县城，张献民老师还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希望我讲一讲体会。我说，我看到的情景教育我，告诉我：越是穷乡僻壤里的农村孩子，越不应该跟着应试教育走。

“那不是更没路走了吗？”有人说。

“不是没路走。”我说，“国家推行的课程改革就是正道。”

有人说：“可是地方穷，都认为除了考大学走出去，没什么别的出路。要么就是去打工。河南历史上许多名人是通过读书、科举走出去的。我们这里最舍得花钱买各种教辅书、最支持给孩子补课的人，都被认为是觉悟的人。”有人说：“我们处在信息时代，山区信息闭塞。您说要研究信息时代的教育。什么是信息时代的教育，您怎么看？”

“宏甲，你说说你的看法吧！”孟素琴老师说。我说，如果用一句话表述，可以这样说：在信息时代特别需要培养善于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什么是最重要的资源？一是开发人自身的资源，二是要善于开发利用自己周边的各种资源。课程改革所努力的，就是要培养学生自身的学习能力，培养独立思考、探究精神，这就是开发自身的资源。而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课，这就是开发学生同社会生活接轨的能力。

孟老师说：“如此才不至于拼到初三、拼到高三，被中考、高考淘汰后，与家乡的资源互不认识，只能离乡去打工。”

我说：“所以，不应该跟应试教育走。要跟课程改革走，才是唯一有效的出路。”可是，高考在那里，不搞“应试”，非常难！大家都这么说。我说，是的，多种既得利益，已形成一条考试产业链，组成这一链条的不乏专家学者，高级教师。所以，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专家说”，常见彼此相互矛盾、相去甚远，其实是各有立场的。

2006年，我曾应邀担任教育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教师节特别节目《奠基中国·为了农村的孩子》的总撰稿，我的心中一直有河南洛宁县山沟里那些“缴不起教辅书费”的孩子，整个节目组都想能多为农村孩子贡献力量，都很努力。但是，我们的力量太小了，应试教育非常强大！

我离开洛宁县半年后，孟素琴老师给我发来几张照片，告诉我今年冬天洛宁县教育系统自发地组织学习《中国新教育风暴》。我看了照片，没有理由不感动。我从照片中认出了张献民老师，记起那天从下裕乡麻院村沟底教学点出来，张老师问我：“你知道这些代课教师的月薪是多少吗？”

“多少？”

“最高的一个村发到了200元，大部分是150元。最低的有两个村，原山村和茅草洼村，月薪100。当地人说，一张红票子。”

随后我还知道下裕乡有1.5万人，在岗教师146人，其中公办教师107人，代课教师39人，月薪是村里发的。我问：“为什么是村里发的？”然后得知，按上面规定，这样的教学点不应该存在，学生应到乡镇小学或行政村小学去读，国家给予“两免一补”，这“一补”就是补贴农村住宿生的生活费用。可是，即使“一补”了，那些孩子不是高年级学生，太小，生活不能自理；而且隔些日子要回家或大人来送点吃穿，即使补了生活费，这来回乘车加步行，那点交通费他们也付不起。有了“两免一补”，他们还是不能来上学，所以村里也愿意请个老师。如果没有这些代课教师，九年制义务教育应该达到的那个“入学率”就完不成，所以地方教育局也是认可的。我说，那工资也太少了。

张老师说，这些自然村没有集体经济，钱还是家长集资的。

我想起乡里公路两旁用石灰刷的大标语：“出去打工如考研，既学本领又赚钱。”这显然是当地政府的杰作。我问：“很多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这些代课老师为什么不去打工，愿意在这儿领一张红票子？”

张老师说：“他们说，这是阳光下最崇高的事业。”

我心中一震，以为这不是玩笑的话。这个乡有39位代课教师，不是一两个人，是一个群体。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一群孩子童年生活中的一盏灯。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这样的代课教师，但我心中升腾起对他们无限的崇敬！我看到他们的教学点或者教室里总有一面五星红旗，那是中国国旗飘扬在穷乡僻壤最边远的地方。因有他们，有这阳光下最崇高的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阶段孩子的入学率，才有了那最顶端的增长。

请接受我和编辑出版这部作品的所有同仁的致敬，接受我们深深的鞠躬！

（选自报告文学《教育的良心》，王宏甲著，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