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黄国荣的《碑》，让我想到了如上的标题：英雄要死几次？《碑》所选取的战俘的题材，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无疑是具有挑战意味的。它所面对的既有社会生活的容受空间的边界，也有文学自身在处理此类题材上的经验匮缺。于是，作品的主人公邱梦山就必须面对着陈旧而根深蒂固的社会歧见，作家自己则是要在这片荒芜的领地上拓展出一条富有创新性的道路。这种创新既是时代的，也是文学的。

战争不但有血腥拼杀，也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战俘。但是，在强调取义成仁的价值观支配下，战俘是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题材。我们受到的文学艺术教育，就是宁死不当俘虏，危急关头就与敌人同归于尽。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艺作品中，战俘形象是基本阙如的，除非是在被俘后已经叛变，又再度潜伏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洪湖赤卫队》中的王金彪之流。进入80年代，先是有电影《一个与八个》，后来有《志愿军战俘纪事》，都是聚焦于不同时代的战俘的苍凉命运。21世纪之初，远行美国的哈金，以其《战争废品》，再度揭开了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的累累伤痕，至今尚无缘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是，对作品的争议却也闹哄哄地不亦乐乎（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新近在大陆出版，不知道这是否会为他的作品陆续在国内问世打开闸门）。从基本空缺到争议不断，显示了时代的演进，但是这种演进仍然是沉重得令人窒息，讳莫得不近人情。战俘题材本来是文学的富矿，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到获奥斯卡电影奖的《桂河大桥》，其发掘的人性深度和崭露的艺术潜能，都令人拍案叫绝，中国的作家却仍然无法在这一题材上大展身手。是现实使然，还是知难而退？

黄国荣近年来一直是个具有强大活力和可成长性的军中作家。他的作品不曾大红大紫，但是其内在的探索思考却是非常独特而鲜明的，虽然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仍然在不停地进行挑战，挑战社会成见和文学成规，更是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不肯沿着驾轻就熟的写作路径自动延伸，一定要闹出点新的动静来。其大器晚成，可赞可叹。

英雄的连长邱梦山，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面对上级的错误命令导致大批战士无谓的牺牲，敢于独抒己见，以临危请命、立军令状的方式，用最小的牺牲夺取了战场的胜局，他的英雄形象由此脱颖而出。但是，他在战场上死过一次之后，阴差阳错地做了俘虏，又被误认为是与他面貌相似的战士石井生，得以在交换战俘中回到部队。比起当年的志愿军战俘，他已经非常“幸运”，被部队接受，而且还得到了“提拔”，成了军官。但是，陈腐的传统观念仍然在作祟——仅仅是将其归诸传统观念已经远远不够了，传统之所以能够活在人们心中，正是因为它正好迎合了人们的某种阴暗心理：掌握他人的“隐私”把柄，摒斥他人的独立人格，以驰骋自己的“自由”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于是，邱梦山仍然被划入另册，仍然经常要遭受人们的白眼和讥讽。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政治排斥似乎大幅度地减弱了，他的党籍和军人身份得到保留，表明了时代的进步；但是，在那些心术不正而又千方百计钻营的人看来，这是将邱梦山这样的具有威胁性的人物从经济竞争中予以制裁的一张王牌。相反地，站在正面立场上的人们对这一现象仍然无法理直气壮，无法争得完全平等，更何谈需要充分尊重，需要充分补偿呢？有战争就有战俘，但是，对待战俘的真正理解和高度认知，却不知何日到来。像邱梦山，在战场上已经死过一次，走进战俘营，又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暴虐，他们已经是双重地受到伤害，一旦归来，理应得到加倍的补偿，但是，邱梦山却陷入新的困境。作为儿子，无法与父母相见；作为丈夫和父亲，只能远距离地在绝望中守望；作为一个希望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崛起、重新证明自己的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人，他虽然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却仍然不得不被逼迫辞职，远走他乡。时下有一句流行的话，英雄不问出处。但是，那是在成为英雄而且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之后。谁说邱梦山不是英雄呢？但是，他的命运仍然令人唏嘘。就连他最亲爱的妻子也要经过一段心灵的炼狱，才能真正做好接受他归来的心理准备，才会再度向他发出爱的信息。

邱梦山的意外死亡，缓解了作品所揭示的巨大矛盾，也让善良的读者松了一口气。一个人能够死几次？为什么要让邱梦山这样的英雄再次付出生命，才会真正重返社会，真正被社会所接受？战俘常有，而邱梦山不常有，其他战俘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碑》的情节处理似乎受到好莱坞电影《归来的陌生人》的启示，让战后归来的邱梦山以石井生的名字出现，这给作品带来了峰回路转，也给了作家驰骋的想象力、给邱梦山自己的灵魂拷问提供了巨大可能性的空间，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体味和遐想的空间，增强了阅读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