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与背叛》是一部非常有力量的书，力量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的力量，二是思想的力量，三是文学的力量。

从历史角度来说，《忠诚与背叛》涉及的不仅是对历史、对《红岩》的“重写”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重写”历史、“重写”《红岩》的书。说“重写”实际上把它的意义说小了。我觉得它是一本向历史致敬的书，它跟《红岩》的关系不是重写的关系，而是向《红岩》“致敬”的关系。这本书不是改写了《红岩》，而是以特殊的“致敬”的方式使《红岩》重新获得了生命、重新延续了新的意义。

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常常是会被遗忘的，很多历史慢慢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或者淹没了，被遗忘的“历史”中当然包括《红岩》这样的文学作品。《忠诚与背叛》某种意义上正是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唤醒和激活。它跟“历史”或《红岩》的关系，其实就是“互文”的关系，是“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是互相对话、互相叙述、互相唤醒、互相成就对方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作品，历史被唤醒了，历史所包含的沉重内涵被重新挖掘与激活了，历史对今天时代的意义被延伸和证明了。

从思想角度来说，《忠诚与背叛》所提炼的“忠诚与背叛”的主题，其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思考，对历史、政治、道德、人性、文化的拷问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当然，我更重视的还是这部作品在“文学”方面的力量。我觉得，《忠诚与背叛》是一部能够纠正我们许多关于“文学”本身的思想与认识误区的书。这么多年来，在文学方面，在文学性的认识和文体的认识上，我们一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等级化”的误区。例如，从文体来说，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的文体序列，常常也会在文学性上“被等级化”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小说的文学性、诗歌的文学性之间常有一些潜意识的或者本能的等级化认识误区，报告文学常会被视为文学性上的“二类文体”。但是，文学性本身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非此即彼，文学性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综合的存在，不同的文学性、不同的文体的文学性其实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不是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所有的“文学性”都是我们需要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等级关系”。《忠诚与背叛》作为一部报告文学，恰恰为我们反思文学性认识上的误区提供了可能。其所体现的文学性力量，以及其文学性的实现方式、对文学性的综合性和可能性的开拓，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在文学性层面，《忠诚与背叛》打动我的，首先就是作品的“温度”。这是一部有“温度”的作品，语言的温度、情感的温度、价值的温度、历史的温度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文学应该是有温度的，作家的主体性、语言、情绪等许多元素都会给文学带来温度，文学作品的感染力、震撼力以及对人的触动、教育等等也都源于文学的温度。但一段时间以来，文学的温度却被当成了“文学性”的反面。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纯文学”运动以来，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追求一种隐藏主体的写作立场，把自己隐藏在事件、人物、故事的背后，不去做价值的判断，主观的判断，甚至在作品中逃离对正邪、是非、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这种所谓的“纯文学性”，曾经让我们欣喜，但也带来了文学“力量感”的丧失。《忠诚与背叛》感染我的就是作品的情绪、情感、价值表达的直截了当和语言的炽热温度，我觉得这恰恰是为这部作品的文学性加分的。比如叙述到刽子手的残忍，作家愤怒情绪的表达；叙述到烈士牺牲，作家沉痛情绪的表达，可以说是爱憎分明、直指人心，这本身就是语言魅力和语言力量的体现。如果这样的语言被理解为“反文学”，那文学的语言会何等的苍白无力？说穿了，文学语言之所以有感染力，是与人的情感、价值、道德等等分不开的，否则，语言再抒情、再华丽、再典雅，如果离开了情感、价值、信仰、道德这些元素的注入，将注定是空洞而苍白的。语言之外，《忠诚与背叛》的“温度”还体现在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怀上。这是一种有情怀的写作，作品的情怀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理性的追问、历史的还原、人性的拷辩等等，也包括对现实的警醒。虽然在写历史，但作家时刻在思考着现实，包括“忠诚与背叛”这个主题的提炼，它既是哲学命题，又是一个人性的命题。因此作品里面提到的关于党员的纯洁性问题，包括干部制度的问题，都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它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忧患的情怀，它本身达到的温度足以给我们启迪与思考。此外，《忠诚与背叛》还有着人性的“温度”。作品对于人性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认真的建构。正如许多评论家谈到的，不仅仅对叛徒的人性解剖有深度与力量，而且对英雄人性之丰富性、复杂性的呈现也都充满文学的温度。在英雄的塑造上，除了作家对人物信仰坚强方面的表现令人感动之外，对英雄人物诗性一面的呈现与挖掘尤其令我震撼。在监狱里面，在生与死面前，英雄的诗性气质令人难忘，他们写了那么多的诗歌，在墙上写，在草纸上也写，他们朗诵诗，他们交流诗，他们是革命家，是英雄，但更是诗人。作为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独特的人，是有文学性或者文学温度的人。

在文学方面，《忠诚与背叛》还有许多艺术层面的追求值得我们重视，特别是作家对许多传统文学元素与文学技巧的创新性的发现和运用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典型化的问题。典型化是很传统的文学方法。在本书中，作家的典型化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历史的哲学和理性的思考。可以说，是思想的升华与典型化。即从《红岩》出发，或者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挖掘什么东西、提炼什么东西。二是对人物典型化的处理。英雄也好，叛徒也好，特务也好，这么多人物，这么多正面反面的人物，要让每一个人物都在文学上“立”起来是很困难的，必须充分调动和运用各种典型化的手法。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之所以能够让每个人物都拥有他自己的文学性或者典型性，彼此之间能够区别开来，能够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的价值，与作品丰富的典型化技巧的运用有很大的关系。这方面，作家的探索提供了很多成功的艺术经验，这些经验不管是对报告文学也好，或者对纯文学也好，都是很宝贵的。再比如文本的叙述和结构方面，《忠诚与背叛》对叙述和结构的探索也是很成功的。作家对叙述有精心的安排和精心的追求。首先是视角的变化。如果说单纯从历史挖掘的角度来说，这么多的英雄，还有这么多的反面人物怎么叙说，怎么前后不重复，怎么让人感觉读起来不沉闷，而且拥有吸引人的可读性，甚至畅销，我觉得与作品叙述视角的不断变化有很大关系。作品写到不同的人物，英雄人物或者反面人物，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既有内视角，也有第三人称分析性的外视角，这既给文本的叙事带来了变幻的效果，同时也更有利于进入他所写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其次是语调的变化。这部作品的语言在不同层面的语调、语气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段落，在讨论不同问题的时候，语气跟语调的变化不仅有助于表达思想、塑造人物，也能够带给小说很强的文体“温度”，从而呈现文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