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悬疑的荒芜》

通达的境界

这部小说（《中国作家》2012年第3期）依然保持了王蒙一贯的语言狂欢，酣畅淋漓，才思敏捷，大有宝刀不老之风。在题材上很难讲它更像小说还是散文，写法上也实在是形散神不散，将一件平常的家庭失窃案摆弄得风生水起，八面开花。技艺和思想的配合摇曳生姿，真所谓妙手偶得，庾信文章老更成。这篇小说达到了所谓的化境，写得随心所欲，信马由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打乱了小说与散文的界限、议论与叙事的界限，让你感觉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牢骚就是思想，思想就是牢骚。小说展示了一种通达的境界。更值得重视的是小说切入当下的方式，以及文学干预生活的观念。在并不太复杂的故事中，几乎包含了当下社会的几个最重量级的问题：阶层分化、官场规则、社会管理、民主法治、个人权利等等，这些命题都在作者的嬉笑怒哂中轻松呈现。最令人叫绝的是小说最后的附记，实在是不为创新的形式创新。

樊健军《1994年的寒露风》

新的中国问题和国民性思考

和许多专意揭示中国问题的小说相比，这部小说（《当代》2012年第2期）的中国问题意识反倒更令人印象深刻，它围绕一件莫须有的假种子案，通过扎实、细密、可信的叙事，揭示出中国农民的自私与狭隘，以及部分国民对科学和真理的无视。小说从一个漫不经心的角度写出了当下中国根深蒂固的国民劣根性问题，接续了鲁迅当年的思考。它再次说明，现代启蒙运动的任务远没有完成，国民性改造依然任重道远。正所谓鲁迅是常读常新的，樊健军观察到的问题具有一种顽固的历史连续性和典型性。这位农技站干部是被冤枉的，他卖给农民的种子其实是优种，但技术要求高，由于一场寒露风的原因，农民欠收，引起了农民对他的毁灭性的报复与迫害，无论他怎样自证清白，提供多少科学依据，都是徒劳。甚至那些没有使用他的种子的农民也谎称受害。小说呈现了一个人在真理与大众利益之间的选择困境，它揭示了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无论你拥有多少正义和科学支持，一旦你触动大多数人的利益，你的正义就一文不值，也就是说，你要想博得群众信任，必须牺牲科学和真理。这种价值观显然不是理想的社会形态，甚至与我们的目标相悖。因此，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重申了在现代环境下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师力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