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如高速路上的反光带，需要时就会在那儿亮着。美和好的现代汉语诗，何尝不是诗人个性化经验切入现实后的再发现

有些日子了，来武汉。在解放公园路某栋某号，早8点，手机闹铃会准时响起。乐曲《洪湖水浪打浪》早已烂熟于心。然后，起床；然后，出解放公园路；再后，去育才路早餐点，带热干面一碗，进办公室；最后，烧水，沏铁观音，开电脑进信箱。一天，开始了……

选那首乐曲做闹铃，并不是因为我相信了那个被歌赞的洪湖：清早船儿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在湖边生活多年，我只信任民谚的悲伤和隐忍：沙湖沔阳洲，十种九不收。每忆及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灾和2011年的旱灾，我总觉得时下所谓的艺术，过于虚妄和自以为是，却缺乏与生活平起平坐的能力和勇气。选《洪湖水浪打浪》做闹铃，实际是在自我警醒：恍然中年，一个洪湖土著，在武汉该怎样用诗歌的方式保全自己。

到办公室得经过4个红绿灯路口，徒步上班只需18分钟，我仔细记数过。我知道这18分钟意味着什么，街道、人群、车流……世界，于我完全陌生。地理变迁带给我的陌生感，对视觉和心灵的冲击直接而有力。偶遇菜农们赶着牲口或骑着小三轮车进城，我总会想起《巴黎的忧郁》里那头被人致敬的小毛驴，想着波德莱尔要是活在武汉，他又该如何面对一辆辆驴吼马叫般呼啸而过的三轮摩托车呢？都市女性大多时尚前卫，擦肩而过时，我总觉得那一群群“闲逛的女人”，是从《当月亮升起》这首诗里走出来的，又似乎有一个叫“雷吉娜”的女孩隐身其中；光华路转角处，那家星巴克咖啡店里应该趴着一个伟大的作家，正赶写着一部传世巨著吧；而解放公园路上的落梧，会不会是江城五月那些未曾落尽的梅花……武汉于我，就这样细腻，却也飘忽。如米沃什的华沙城，似克尔凯郭尔的哥本哈根，也仿佛是加缪的巴黎，更如李白的盛唐……其实，从洪湖到紧邻的武汉，不过像是去隔壁串门，但那种惊诧和荒谬感却是如此强烈，总让我有言说的冲动。看来，沃尔科特在《遗赠》中的那句诗是有道理的：要改变你的语言必须改变你的命。也许，是生存环境的改变触及了语言内核，才迫使沃尔科特在圣露西亚岛以远，挣脱英美语境的桎梏觅得了这行诗。但我并不认同时下对那句诗的某种翻译：要改变你的语言必须改变你的生活。尽管只是用“生活”替换了“命”，对照原诗，我更喜欢“命”之译。毕竟，“命”的文化外延，远大于“生活”所属的物质层面。

短短18分钟步行路上，竖着不下5块禁止酒驾的交通警示牌。譬如，酒驾是犯罪；驾车不饮酒，亲人少担忧等等，触目惊心却又诚心可鉴。国人对酒的情感可谓五味杂陈，崇拜、痴迷、畏惧、憎恨、甚至仇视，兼而有之。我无意拿酒说事，但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发明汽车，对酒鬼们来说该有多么美好啊。喝高了，就随便寻个犄角旮旯，或蹴着一棵梧桐，再或者直接躺在马路上对付一阵，缓过神再动身，不啻为人间快事一桩。想当年陶潜、李白和苏轼之流，哪一个不是能喝善饮的主？而如今在武汉端杯邀朋，只要听闻城市交通法规，我就会对酒发怵，望车生忧。倘若中国文化从田野酒风转向了都市汽车，那几只橡胶轮子驮着的使命与责任，可就大了。

开夜车从武汉回洪湖，就能在现实世界里看到诗。诗如高速路上的反光带，需要时就会在那儿亮着。一次美好的回家经历，是个人的驾驶经验在汉洪高速路上的体验。美和好的现代汉语诗，何尝不是诗人个性化经验切入现实后的再发现？现实是，这辆红色马自达3正以每小时120迈的速度奔驰在归途上。如果我还沉溺在“渔网式”的伪诗意中不能自拔，就矫情得可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