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历史或者自我存在中，较高层次的生命状态是人类不可也不会拒绝的意志选择，其中，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和历史进步这种似乎已化成血脉的经络仍然是当下军人颇具优势的气质。

俯仰天地的精神阅读

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部作品的问世意味着铺天盖地的心潮澎湃和风行大江南北，作家和他的作品一时间成为天空最红的云团这样的品评毫不为过，如《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等，使当下的军事小说和作家们望尘莫及。是不是可以慨叹当下读者的艺术鉴赏力滑到了远离文学的视线，甚至远离了审美的轨道？而当下反映军人风貌和部队现实成为一块创作短板的批评不绝于耳，是不是也能说明军事小说和作家们的创造力、文学想象力、艺术水平一落千丈？主流的军事文学似乎不如八九十年代了，可能衰落了，有人会怪罪现代社会人心浮躁，精神在一夜间走失或者流浪得毫无踪影，仿佛最淳朴最柔软的心灵之约在云重气浊里变得面目可憎以至于无可挽救。

然而，就当下文坛而言，长篇小说年产量4000余部，在网络上写作的作者约2000万，如此庞大得超出想象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可却真实地存在且有相当长的时间。不管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仅此一串数字足以看出有更为惊人的阅读群体支持才使作家和作品具有了写作和出版的热情，而读者的阅读热情并不比以往任何时候弱，那些动辄抱怨阅读大众传媒呈现歌舞升平浮世繁华、忙于万民选秀一夜成名，追求写作实在是愚不可及苦不堪言，追求时尚才是不二法门的奇谈怪论，终将止步于此，噤声于此。凭心而论，木子美写作、各种宝贝写作之诸种惊世骇俗的“壮举”写作风行文化市场，手忙脚乱地轰炸所有读者的审美趣味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低俗和怪异。严格地说，不能生成意象便都不是艺术，或可称之为物质碎片，有情有味的生活场景“被斑斓”，彻底把生活物化决非这个社会人们精神所需的全部。

所以说，电视电影本身是反诗化的艺术，文学则是诗化的艺术，当艺术沉陷在无边的消费文化之内而无可奈何地叹息时，以前军事小说一往情深地面对生活的记忆，给后人留下了反复提及的空间和追望。毕竟高尚和提气的元素有着由来已久的正面张力。早些时候红透半边天的军事作品未必好得可以堪称经典并能与其影响力成正比，而当下的军事作品未必就在思想艺术和小说技法甚至生命体验上近于“虚脱”、迟钝，恰恰相反，当下的军事文学景象并不寂寥，虽然热闹的影像已跨越文本冲垮文学本身，以汹涌之势淹没在各种非意象的艺术之中，但为数更多的读者的精神需求恰在关注国家命运和正义力量的彰显。如网络军事文学之所以呈现一种令人费解的兴旺，便是网络写手们挣脱对当下军营生活的现实捆扎而在思维程式上走入天马行空。如《红蓝对抗》《远征》《铁血大兵》《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等网络军事小说，他们不管是颇有在现实想象之外的信马由缰行走，还是军人形象出离了一定的历史限定性而产生“并非那回事”的模糊，书中的军人生活有远离了部队实际框架之嫌。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异常受欢迎，甚至评价之高令主流军事文学张口结舌。也许会以为作者并非军人，并非军人的便利使之规避了所有的现实约束。

不管怎样，这样的场面值得深思。军事文学的观念到了亟需更新的时候，作家不应该也不必要局限于过去对军事文学的理解，比如军事文学注定要表现战争暴力和战争正义与非正义层面，这些理解一定程度过早地将观念硬性注入创作的自然表达，作家和作品创作之前便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理性，军事文学变得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不那么耐人寻味了。以至于作家也多，作家也少；作品也多，作品也少。文学退到了看不见的角落，军人的气质更退到了想象力之后的不毛之地。

这样来看，网络军事小说的走红恰恰佐证了读者的精神阅读并不是被欲望化的时代吞没了，不是躲避崇高拒绝神圣，也不调侃庄严消解责任，甘心情愿走向猥琐与鄙下，而是呈现出俯仰天地的强大需求。

气象万千的精神硬质

没有谁否认人类最初的心智形态不是诗性的，人类文明在于诗性智慧而非所谓的逻辑想象和科学理性的外指性，文学家眼里的“春光阁”由此隆重揭幕。任何艺术形式，只有与主体的心灵情感结合形成“力的样式”的同构关系时才谈得上审美感染力。如何创作军事文学，如何表现军营生活，如何塑造军人形象，在生命与尊严、军人气质与部队实际之间不再作出平衡时，军事文学里便具有了一种与视死如归同样卓越的精神硬质。中学课本里删除了《狼牙山五壮士》，勇于献身的高尚似乎黯然谢幕，《蜗牛》这样的歌曲却登堂入室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旋律，各种怪异并非个例。是否可以忽略祖国利益、民族利益、集体利益？作品表现如狼牙山五壮士，又如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等舍生取义的高尚，恰是获得审美感染力的精神硬质气象万千的打开方式。

军人的行为方式、军人的气质一如既往葆有当下社会关注的热情，不少军事小说表现的视角就是以诗性的心智站在超出军事的高度，认识整个军事文学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文化。为数不少的作家不无努力地使二者结合得自然流畅。远如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的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又如索尔仁尼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对不可摧毁的“人的尊严”的肯定和对破坏这一尊严的一切企图的批判。近如温亚军《驮水的日子》、裘山山《我在天堂等你》、朱苏进《炮群》、马晓丽《杀猪的女兵》、黄国荣《碑》等，以军事战斗之外的另一种战斗力张扬军人有别于其他群体的行为方式。这样的张扬其实正是张扬了军队天然的正面力量，将属于军人的硬质重新回归到军队，回归到社会对军人由仰慕而生发的敬重。其作品审美地反映军人的精神世界，艺术地引领军人的行为方式，将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军事文艺在阳刚的军人气魄、威武振奋的军魂以及崇高的奉献、牺牲精神和昂扬不屈的民族精神等方面做出了绝佳的诠释。

如《蜗牛》被评为教育歌曲一样，角色模糊化的军人形象和所谓的军人行为方式在为数虽不很多但决非极个别的军事小说中，若将活动场景和着装等独属于军队的符号予以置换，其人物形象、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模式等便与普通老百姓无异，与地方题材无异。这样说并不夸张，军事小说中不知何时开始以为民找乐作为文艺的最高境界和价值体现的最佳效果，虽不至于将声色犬马作为文艺展示的对象，但对当代军事变革和军人形象的把握显得模糊和虚弱，强调时尚、强调丰厚的物质力量、强调小情小调、强调降低训练标准以保安全等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创作缺失了社会对充满阳刚之气的艺术作品的审美期待。

永恒普适的精神回归

当人们的视角在生存现实和生命意义之间逡巡而终将作出价值判断和对道德规范进行必然建立时，那种源自内心的尖锐矛盾所抱持的一种精神立场便春暖花开了，这就是集体记忆中伴着天职、使命之类的词汇，有序编码在生命的基因中实现有效升温，这种气质的审美指向了前所未有的层面，使文学在突出军事主体元素的同时，完成了关注国家命运和对奉献精神的审美更新。

军事文学从根本上来讲注重内容表达、情感渲染及精神趋向，那种利益趋向性强的社会关注从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作家永恒普适的写作追求，影响作品叙事的流向和流向的指向性。如对军人形象塑造有追溯有追叙，少有的是深入下去的精神追问，追问和主题有关，追叙只和繁简有关，对过往便会追溯到上辈的上辈的追叙，显得不必要且扯得太远太虚浮。说到底这和作家关注军事文学时的心理状态有关。作家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真诚度带着对创作的真诚，视写作是一种使命的需要或生活委实给了自己启示和思考后的井喷，几成神话。为写而写、不得已而写、可写可不写的威胁伤害了军事文学创作的神圣，那种多年思考厚积薄发而有灵魂出窍式的写作过程罕再重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油盐酱醋茶，茶味淡了，酱色重了。这些显然还是需要回归到创作的“虚静”，军事作品要达至艺术高度，作家“虚静”的心理状态是必需有且深达入定的境界，浮华与喧嚣的外界状态和身边琐碎诸事的所有联络显然成了这一境界的杀手，佳作“从天籁来”，艺术次品才“从人巧得”。有位作家说，参加应酬一次，至少一周不在状态。状态应是创作时暂时忘掉肉体生命的存在而沉至创作情景之中。己非己，我非我，没有理性，理性已然无用，理性是在修改时的需要，这样的境界几人有或几人能有？如汤显祖写《牡丹亭》、托尔斯泰闭门谢客、萨特谢绝诺贝尔文学奖等等，文学要自然、自由表达而非加之诸多纯理性说教，作家在走上一条“生活是严肃的而艺术是宁静的”（席勒语）真境界的创作之路时，作品便不再刻板承载高尚、智慧、崇高而以更为自然而然的方式揭示了军人之美、军队之美、国家民族之大美。当下所谓“无意失聪”现象和“虚静”之神似实在可为作家们借鉴并成为创作常态之注脚。功利写作也罢，跟风式写作也好，均与真正的军事文学写作无关亦和忠诚无关，更与永恒普适的精神回归愈见疏离和幻灭。

当下军事小说创作在军人旗帜下的审美更新紧迫而必要，直面、突破、深入现实注定艰难得多，作家追求更高境界的过程往往意味着别有洞天，但别有洞天何其不易，正因其不易，才谓之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