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正是我写作的一个喷薄期，那时候，我写得很舒服，可以说是顺风顺水；那时候，我对万物都充满了感情，下午的阳光落在客厅里也会让我满心欢喜。不拘什么场合，只要愿意，我就能走进物体里，分不清哪个是外物，哪个是自己。就是说，那时我与生活保持着一种如胶似漆的关系，哪怕终日躲在一个小房子里，抬头看一眼窗外，世界就落在我心里。

这就是我对于生活的态度，有点唯心主义，它不是靠经历，而是靠感受；我很高兴自己曾有过这么一段善感的时期，那是我写作的最好的时期，我热衷于表达，迫切地想写出事物落进我眼里、而后折射进心里的各种层次复杂的过程，我总是想大声地说话，关于人，关于故乡和成长，关于我身处的这个时代，我渴望说出自己的陋见。

如今回望我多年前的文字，我的见解既不新鲜，也不独特，它之所以得到过一些朋友的错爱，可能是因为我的文字里能看得见感情，感情遮蔽了我写作所有的缺陷，直到今天我仍认为，只有感情、激情、爱这样一些词语才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生活。

写作最神秘的一点是，在我年轻的时候，阅世未深，我却写出了我未曾经历的对于人生、人性的认识，直到今天，我仍认为有些认识精准而体贴，就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写的；而后来当我渐阅人世，人生的各种滋味整个把我兜住，形成翻江倒海之势的时候，我却再不愿写了，确切地说，我对说话已经丧失了热情。

这8年对我来说非常困难，我的同龄人都有这种体会，正是这8年间，我们这代人陆陆续续地走进了中年。我像所有中年人一样，选择了沉默喑哑的生活，不知为什么，我有时觉得这种沉默很有尊严。

8年间，我经历了一个中年人所能经历的一切：空洞，虚无，焦灼，麻木，常常四顾茫茫，走在拥挤的大街上也会觉得空空荡荡。我觉得自己是在忍受，也是在享受，人生的广阔细微从四面八方袭击我，我沉坠其中，有时想彻底地被它淹没，有时又想挣扎站起。

8年间，一些更广大、阔朗的东西走进了我的眼睛里，那就是对自身之外的物事的关注，千头万绪，愈理愈乱。年轻时以为很简单的问题，到了中年变得繁复无比，甚至对于写作，我也产生过怀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作，如果写作不跟人生发生关系，那还有什么意思？而这些年，我确实是活在比写作更辽阔的人生困扰里，而写作从来就是附带品。

感谢这些年来关心和督促我的所有朋友，他们是文学编辑、出版人、作家、评论家……似乎是，他们对我的写作负有一份责任，其实照我看来，人活到这个年岁，多写一篇少写一篇又有什么关系？发不发表又有什么关系？出不出名又有什么关系？关键是到了这个年纪，关于人生的来龙去脉，我们要想想清楚。有些朋友说，你正是因为想得太清楚了，才懒得动笔，其实恰恰相反，我是因为没想清楚，其后果就是，世界在我脑子里是一片一片的，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我难以获得写作的动力。

然而从前年开始，我终究还是找到了一点动力，在编辑的催促之下，我写了《沿河村纪事》和《姐姐》，我对它们并不满意，然而它们对我却有意义，就像经过漫长的沉睡突然苏醒，看得见天光，听得见鸟叫，知道自己还活着，是这世界的一分子；知道自己还能思考，也有感情，呼吸微温，有人的热气。我感慨万千，同时告诫自己要保持平静。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重新找回了表达的热情，找回了语感，找回了对我笔下每一个汉字的热爱，我梳理了这8年来我的所思所想，觉得自己并没有浪费这8年，事实上，正是这8年来的艰难停顿，使我与真正的写作贴心贴肺。

去年，我获得“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我在感言中说，我这次意外获奖，与其说是因为具体的作品，不如说是因为作品之外某些抽象的文学因素，因为停顿，因为思量，因为人在人生和写作之间产生的种种犹疑痛苦。我以为，这也是文学创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个奖项与其说是奖给我个人，不如说是奖给已经沉默了将近10年、却仍在困惑的我们这一代人，我想评委借此奖项是要告诉大家，写作不单是码字，它也是精神，也是理想，也是痛苦，也是热爱。它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