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和评价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面对纷繁的世界和剧变的现实，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存在的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立足点去思考，以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是个复合体
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认识和研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历史，把握时代特点，一切从事实出发，即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
我们不能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记得30年前，对“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有过各种认识和理解。如汉族作家创作的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或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文创作的汉族题材作品算不算少数民族文学？有的作家提出三个条件：第一、用母语写作；第二、写少数民族题材；第三、作者系少数民族。凡一篇作品具备其中两项的才算“少数民族文学”。经过热烈争论，最后多数专家和作家认同了一个标准，即凡少数民族创作的作品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标准的确定，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空间。
不能将简单化的问题复杂化，同样也不能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少数民族文学本身是比较复杂的复合体，因此，不能将其简单化地认识和理解。“少数民族文学”是和“汉族文学”相对应的。虽然这只是个数学概念（多与少），但却体现了我国文学的组成现状和我国的民族平等关系。
虽属“少数”，但却包括了55个民族的文学。55个民族的文学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和“汉文学”相比，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面对汉文学时，它们是一个整体，而当它们相互面对时，又各具特点，存在差异，甚至是较大的差异。因此，当我们在认识和理解少数民族文学时，万万不可简单化。要深入其中，摸清脉络，进行对比，找出特点，才能全面地、深入地、准确地认识它、理解它、分析它，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起源、发展历程和融合分化。有的民族产生于史前，有的民族形成不足千年。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从文化内涵到外在形式各不相同，甚至差异巨大。民族性格、风俗习惯、思维特点、审美情趣等也都不尽相同。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我国的少数民族分属于不同的语系（包括汉藏、阿尔泰、南亚、南岛、印欧等语系），同一语系又分属不同的语族、语支。有些民族在历史上创造了文字，而大多数民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有无民族文字，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各不相同，而宗教对民族文化、历史、风习、心理结构和生存方式等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基本上分属于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和各原始宗教文化三个宗教文化体系。基督教、天主教对一些民族也产生过影响。即使信仰同一宗教的不同民族，如同样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和蒙古族，其宗教文化也有区别。而存在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宗教，更是多种多样，北方的萨满教和南方的东巴教就有很大的差异。
各民族所生活的地域不同，地理、气候和自然环境各有特点。自然条件对民族的文化类型的形成和历史变迁产生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地域广大，各民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相差很大，文化类型也多种多样，如藏族的雪域文化，蒙古族、哈萨克族的草原文化，苗、瑶、独龙、傈僳等族的山地文化，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族的中亚文化，以及更多的民族所属的农耕文化……
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民间口头文学，不需赘述。而书面文学也都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下述几类：
较早出现书面文学的一些民族。如藏族，9世纪就产生了不少历史文学著作，如《吐蕃大事记年》《吐蕃赞普传记及大论位序表》等。11世纪以后陆续有《萨迦格言》（萨班·贡噶坚参著）、《水树格言》（贡唐·丹白准美著）面世。17世纪更有《仓央嘉措情歌》和长篇小说《青年达美》（才仁旺阶著）等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广泛流传。此外，还有丰富的佛经文学、寓言小说。又如维吾尔族，11世纪产生了百科全书式巨著《突厥语词典》（马赫穆德·喀什噶里著）和古典文学巨著《福乐智慧》（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著）。14世纪至18世纪出现了玉素甫·赛喀克、赫尔克提、诺比德等一批杰出诗人。又如蒙古族，12世纪出现了历史文学经典《蒙古秘史》，18世纪产生了杰出的文学家尹湛纳希。他的长篇小说《泣红亭》《一层楼》等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此外，如彝、纳西、哈尼、朝鲜、哈萨克等族也都有古代书面文学作品。
还有一些民族的古代作家受汉文学的影响，使用汉语创作。如回族的萨都剌（元）、李贽、丁鹤年（明）、沙琛、蒋湘南（清）；白族的杨奇鲲（唐）、杨黼、李元阳（明）、赵辉璧（清）；土家族的田泰斗（明）、彭施铎、彭勇行；壮族的农赓尧、韦天宝（清）等。但我国少数民族中的多数，它们的书面文学是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陆续出现的。因此，认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时，要充分关注不同民族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不同的发展状况。
少数民族冠以“少数”，这只是和占我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相对应的。而少数民族之中的人口多寡也有很大差别。有的民族逾千万，有的民族不足万人。人口多少虽然不能决定文学创作的水平，但却制约作家和作品的多少以及文学发展的重点。
我国各民族居住特点和形态也有差异。有些民族大都分人口居住、生息之地比较集中，如维吾尔、鄂温克、德昂、黎、土等族；有些民族只是相对集中，居住、生息的区域比较分散，不少人口与其他民族杂居，如回、满、苗等族。多民族杂居在一起，势必在诸多方面相互影响。
我国55个少数民族文学在语言使用上也比较复杂。大体分为四种情况：第一、使用本民族母语写作；第二、使用汉语写作；第三、在同一民族中，有些作家使用母语写作，有些作家使用汉语写作，也有些作家使用双语（母语和汉语）写作；第四，有些作家使用另一少数民族语言写作，如有的乌兹别克族作家使用维吾尔文写作。其中，前三种最为常见。
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的53个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使用人口6000多万。其中22个拥有民族文字，使用人口3000万左右。使用母语写作的民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大部分作家使用母语写作，如维吾尔、哈萨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第二类，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并行，如蒙古、藏、朝鲜等族；第三类，有母语创作，但以汉语写作为主的民族，如彝、壮、景颇、纳西、佤、傣、哈尼等族。此外，回族、满族以汉语为母语，作家全部使用汉语写作。
我国有30多个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写作，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没有产生文字或有文字却未被广泛应用。这就造成了这些民族书面文学的缺失。因此，这些民族的作家开始使用汉语写作。这一文学发展进程，应该从元代开始。辛亥革命后，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逐渐多了起来，老舍、沈从文、李乔、陆地、舒群、穆青、萧乾等就是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作家。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汉语写作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不少民族的第一代作家就是使用汉语创作的。
以上情况说明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语言使用上的多样性、复杂性。我们应该坚持语言平等，尊重作家的语言选择。
如上所述，少数民族文学是一个整体，是我国文学多元一体的重要的、有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组成部分。她具有整体性，又具有复合性。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彼此之间既血肉相连，又独立生存；既有共通性，又有差异性，有的甚至是很大的差异性。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应该深入其中，对不同民族的文学特点、历史传承、存在问题和发展之路认真研讨，作出具体的实事求是的评估和理论性的总结。这样，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才能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
1.对“民族性”问题的回顾
改革开放初始，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踏上了新的发展征途。当时少数民族文学面临着发展的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其一，55个少数民族中有相当多的民族还没有书面文学，没有自己的第一代作家；其二，即使在新中国建立前以及建立后的十几年中，有书面文学的民族作家不多，创作力道也很薄弱；其三，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理论建设还处于起步境地；其四，当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业绩的汉族文学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其五，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时，55个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面临着相同或相似的发展课题。当时，绝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评论家以及文学工作者都处于一种大解放、大奔腾的兴奋之中。民族认同感、自尊感、责任感以及民族忧患意识成为广大少数民族作家的共同心理。发展本民族文学创作，振兴民族文化，表达本民族的理想、希冀，成为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共同的民族心脉。
当我们回顾20世纪后20年的少数民族创作时就会发现，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迅速壮大，特别是年轻作家大量涌现。一批充盈着民族意识和闪烁着时代精神的作品应运而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也从无到有，并建立了虽不完备但颇具一定规模的体系。少数民族文学评论也有声有色地四处开花。经过20多年的纷飞疾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虽仍有差距，但也不再寒酸，出现了与其“并驾齐驱”的声势。
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多年，倡导民族特色，强调民族意识，挖掘民族题材，抒发民族心声，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最大亮色。“民族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生存和发展的“命脉”。
2.“回归民族”与“走出民族”
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逐渐从比较封闭的状态下走向开放。各民族地区在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与发展。各族人民的思想进入了一个大解放、大转变的历史空间。各族人民在继承民族文化、保持民族特性的同时，加强了各方面的往来和交流。各族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密而错综，并出现了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进一步“趋同”的现象。
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时代之手掀起了滔天大浪。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生活是文学的源泉，这种变化必然影响和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因此，少数民族文学的两种趋势——“回归民族”与“走出民族”更加明显。
所谓“回归民族”，是延续“民族性”的固有态势并更深入、更广泛、更细微地表现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开拓本民族文学创作新的领域，塑造本民族新的人物形象，展现本民族更具本真性的文化风范。“民族性”不再是为了“贴标签”的一种时髦行为，不再满足“民族性”的表层现象，而是开拓更广泛的题材领域，发掘和书写本民族更深化的矛盾、时代新内涵以及文化积淀，更具历史意义和人性价值的真实。“回归民族”，对少数民族作家不再是一种“精神负担”。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解放、创作的宽松环境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使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性”的理解更为深入和成熟，对“民族性”的追求抛弃“急功近利”而升华为更高的艺术境界。
“走出民族”是少数民族文学走向多元化的一种发展趋势。我国社会发展、经济繁荣、文化交流、城镇化建设的加速，使少数民族地区更加开放，各民族人民大交流、大融合成为时代的潮流。仅以城镇化为例，就使得某一少数民族人民和其他民族杂居现象增多。人口流动（如外出打工、外出做生意等）、居住迁徙（如工程移民、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移民等）、人员交流（如少数民族学生到内地上学，政府工作人员异地挂职、交流等）、异族通婚、现代传媒的普及等，使得少数民族人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各民族有了更多的共同性、包容性、渗透性。各族人民所面临的社会矛盾，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精神追求，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命运遭际，他们的欢乐与苦恼、理想与希冀……逐渐有了一些相似的地方。那种单一的民族前行通道和局限性被时代的巨手打开了。即使是民族聚居区的少数民族人民，他们所面临的也不再是彼此隔绝的世界。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一些青年作家，逐渐融入了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共同生存环境中。他们熟悉和热衷的是那些不带有或较少带有“民族”影子的共同生活和人情世故。他们有时从特定的民族走出来。“民族”在一定时空中变成了一个“符号”。
所谓“回归民族”和“走出民族”并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对少数民族文学而言，既扎根于本民族生活和文化的土壤中，又可以超越民族的固有模式和局限性。有不少少数民族作家的一篇作品民族特点鲜明，而另一篇作品则缺失了“民族性”，这是因为作家所选择的题材以及写作的出发点不同。
3.作家群体与作家个体
民族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人的共同体，是由共同的、具有顽强的延续性和独特的文化传承的人所组成的。但民族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历史奔腾的长河中，具有可变性、聚合性和分解性。历史上有些民族壮大了或缩小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旧的民族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诞生了。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员，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脱离自己的民族群体，以个体形式生活在另外民族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中，甚至改变自己的民族属性。他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以及民族心性可能部分地甚至全部融汇于所处的其他民族群体之中。如果这个个体是作家，那他的创作就可能抛开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尽管他身上流着自己民族的血液，仍有对自己民族的认知和心性，但它所选择的题材和所表达的主旨已经失去了“民族性”。这是一种很正常的、自古有之的文学现象。
绝大多数的书面文学创作活动都是由作家个体完成并流传的。因此，作家创作是自由的。文学作品是由作家本人根据他的主观意愿进行的。这一特性，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领域中也不例外。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特定的环境中完全可以选择非本民族题材，他们具有表达非本民族特有的心性的权利和自由。而这一部分作品不是削弱了而是丰富了少数民族文学的艺术价值，不是限制了而是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领域。
4.少数民族作家新的追求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新生代作家大量涌现，这批年轻作家的知识结构、思维结构和审美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较高的学历，知识面更丰富了，眼界更开阔了，对文学的认识、理解更深刻了。他们和其他民族作家甚至和外国作家的交流已经成为常态化。
有一批作家虽然有极强的民族意识，但思想境界却超越了“民族”，不再刻意追求表层的“民族性”，而是忠于历史和生活的真实。他们有时所写的题材、人物、物象，所作的表述、抒情、议论，不再属于某一特定民族，而是属于中华共同体，乃至属于全人类的普世价值。过去所津津乐道的“民族性”不再作为他们所惟一或重点关心的方面。他们的心包容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们的目光投向的是整个世界。他们创作以生活为源，以真实为核，以心为根，以美为本。
他们选择的题材，所塑造的形象，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历史和来源于现实万象。写本民族的题材就真心实意地走进民族，体现的是更深广的民族本真性和文化内核；写中华各民族共同生活时，就毫不顾忌地走出民族，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同价值与光彩。
特别要提到的是使用汉语写作的一些少数民族作家，他们更易于被汉文学的悠久传统和历史光环所震撼、所吸引、所影响。他们成为汉语文学中一支不可忽视的队伍。他们对“民族性”的认识和理解更具有包容性、开阔性和超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