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的危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现代性的缺失”等说法,近年来在民族文学界引起多方讨论。但仔细辨析,我们发现这些命题都有其不恰当性。。
所谓语言的危机
“母语”现在是个时髦的词。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批评,这个词出现的频率都相当高。一些人更是以能够操持某种只有少数人掌握的母语为荣。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认为,少数族群作家的母语在文学中的表现和作用,也有各自不同的情况。。
什么是母语?母语,亦称第一语言,是一个人最早接触、学习、并掌握的一种或几种语言。中国有56个民族,大聚居小杂居,文化上是多元一体,所以很多人能同时掌握多种语言,也即同时拥有多种母语。上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在掌握自己本民族语言的同时,常常也掌握汉语。
但是,少数族群母语在文学上的表现如何呢?很多民族的文学经典的确都是以族群语言形式来表述和传承的,但现在文学的表述形式越来越集中于主流语言。据统计,全球97%的人掌握的语言都是一些大语种,而96%的语种只有3%的人会说,很多语言名存实亡。中国有分属汉藏、阿尔泰、南岛、南亚、印欧5个语系的130多种语言,地方和少数族群语言十分丰富,但现在语言活力不足、已显露濒危特征的有19种,已走向濒危或属濒危语言的有73种,还有8种已完全失去交际功能。
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都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所以,这种语言一旦消失,最终必将导致此种文化的消失,当然也就意味着借此存在的文学的沦亡。所以,今天很多人在热情呼吁保护少数族群母语,积极支持少数族群母语文学的保护、开拓和创新,并对母语文学寄予很大希望。我们知道,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族群有6800万人,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目前,中国实行民汉双语教学的学校有1万多所。全国每年编译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达3500种,总印数一亿多册。但这些出版物大多为教材、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经典作品,而当代创作的文学作品则很少。有报告称,到2050年,90%的人类语言将从地球上消失。这其中可能就包括我熟悉和钟爱的侗语。我现在依然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侗语,但我的下一代恐怕不会讲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至今仍然沉湎于母语曾经的辉煌之中,甚至还期望着母语文学与文化的复兴,但母语的复兴道路坎坷。所以,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对第二母语——汉语——的学习和掌握,变得尤为重要。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少数民族作家中的佼佼者,绝大多数都不是以第一母语写作来获得公众认可的,回族作家张承志使用的文学语言是汉语;藏族作家阿来和扎西达娃使用的文学语言也是汉语,而不是藏语;南方少数民族大多有语言无文字(有些虽然有文字,但不通用),所以作家基本上都选择汉语——第二母语——作为文学语言的表述工具……这说明,在文学语言的有效性方面,大语种要远远高于少数语种。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还鲜见用外语写作的例子,但如果有,即如哈金之于英语写作,其实都不是问题。语言有文化差异,但无国籍,用好了其实都一样,只不过是一种思想和情感的表述工具,仅此而已。所以,我认为,所谓语言的危机,其实并不存在。
民族性辩证
当我们提到某个民族的作家时,我们对其作品的民族性是有所期待的。说白了,我们希望该作家是该民族的文化代言人。但是,这种期待在多大程度上会得到满足呢?曹雪芹和老舍都是满族作家,但我们从《红楼梦》和《四世同堂》能读到多少满族文化的味道来呢?
藏族作家阿来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文学表达的不是差异性而是普遍性。不要仅仅因为喜欢自己的民族就只关注自己的民族,表现民族应该只是自己的一个入口。像四川的彝族,分布非常广、支系也非常多,在云南地区也有不同支系的彝族,肯定有很多差异性和独特性,但如果只去表达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可能会增加一些阅读点,但真正的文学应该表达人类共同的普遍的情感,只顾着表达少数民族的差异性可能就是少数民族文学的误区。”
但是,阿来的作品是有着非常鲜明的藏族文化特征的。无论是他早期的作品还是他后来的成名作或代表作,阿来的作品都表现出浓郁的阿坝地区藏族文化的特点。所以,表面上看,阿来的写作理念跟他的写作实践似乎是矛盾的。即一方面,他强调文学写作要追求普遍性,但实际上,他的写作却在彻头彻尾地表达民族性。
其实,阿来的表述和实践并不矛盾。因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作者所写的东西其实都是自己的生活和见闻,甚至可以说就是自己的自传。那么,既然作者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和见闻,自然必定会带有作品与生俱来的普遍性和民族性。所以阿来强调文学表达的不是差异性而是普遍性,其实不是否定民族性,而是强调不要总是从民族性的角度去理解一个民族作家的作品。这个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
如果民族性是个性,那么,普遍性就是共性。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事物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是绝对的,个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共性和个性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因此,对个性的强调或对共性的强调其实是对另一特性的刻意遮蔽。换句话说,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具有个性和共性。所以,文学的民族性和普遍性其实是与生俱来的,无需刻意强调。而阿来之所以要强调“文学表达的是普遍性而不是差异性”,不过是对那些热衷于挖掘差异性的文学猎奇者的一种反驳而已。
美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巴格比曾说过:“人类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常常倾向于把他们局限在自己所描绘的文化的新奇与陌生玩意中。他们指出了反常的性质,而把那些与我们自己一样的文化性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企图描述一个人的人格时,他们的做法与心理学家、小说家乃至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最受重视的是那些突出的差异,而人们那些与人类共同的倾向相一致的行为特性常常被忽视。像这样的对个体描述的结果常常是一幅漫画,不管这些个体是人还是文化。如果正是这些差异在根本上与我们相关,那这种做法就不是错误的。但是一个完全彻底和科学的文化研究必须处理一个选定领域中的所有行为,因而既要处理相似性,也要处理相异性。据此理由,我们必须把一种文化定义为在某一人类群中发现的所有文化规则,尽管我们认识这种文化及表现它的人群时根据的是它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对于那些特别热衷于差异性表现的文学读者来说,这段话应该具有很好的提示和警醒作用。
可疑的现代性
我曾经认为,现代性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遭遇的惟一真命题。但仔细想来,也还不是。
我们对“现代性”这个词并不陌生。但直到今天,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具体含义的理解和阐释还是五花八门。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它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47年出版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黑暗时代、中世纪、现代时代和后现代时期。他划分的“现代时期”是指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而他所认为的后现代时期,即是指1875年以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动乱年代”。按照“现代性”最权威的理论家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一词为了将其自身看做古往今来变化的结果,也随着内容的更迭变化而反复再三地表达了一种与古代性的过去息息相关的时代意识。哈贝马斯说:“一句话,每当欧洲通过更新与古典时代的关系发展出对一个新时段的意识,这时候人们就认为自己是‘现代的’。”所以,现代性本身可能仅仅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就是相对于所有的“古典”,都是“现代”,而相对于所有的“传统”,都具有“现代性”。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对现代性有着自觉追求的历史新阶段。这是中国文学值得肯定的一种进步和发展。但问题是,少数民族作家在写作时,都普遍面临着一个难题,即他们一方面拥有强大而自足的文化传统,他们的写作可以更多地借助传统而获得文学的自足;但另一方面主流文学对其预设的期待,又使得他们在写作时瞻前顾后,犹疑不决。换句话说,他们既想在传统中保持题材优势,又担心缺少现代意蕴而丧失优势。这当中,还是有个别作家取得了成功。比如藏族的阿来和扎西达娃。他们的小说创作恰恰都在传统与现代的嫁接中,做到了恰如其分,天衣无缝,找到了最佳的平衡点。
我最初把阿来他们的成功归结为现代意识的觉醒。就是说,阿来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西方现代文学的营养滋润,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既具有现代性品格,又发挥了传统题材优势。但我后来发现,这其实也不是一个真问题。因为文学的现代性本身就可能不是一个真问题。在写作的谱系上,现代性的起点永远是一个谜。当中国的当代作家们普遍把博尔赫斯视为现代派文学的祖师爷的时候,博尔赫斯却说他的文学写作受到了中国作家蒲松龄的影响。同样,当人们强调现代性是指向未来的时候,今天许多的文学批评家和人类学家却在最古典的诗歌和口传文学中发现了“现代性”。叶舒宪发现《哈利·波特》和《阿凡达》与中国古代《山海经》同构。阿来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则是直接改写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
如果我们赞同波德莱尔所说的:“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那么,我们就同时也应该赞成艺术的现代性并不仅仅存在于以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社会的出现,民族国家的兴起,民主政治等为标志的现代社会中,而同时存在于那些偏僻遥远的山村、部落和农业社会。所以,有人说,如果要说举证艺术的现代性例子,庄子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如此说来,现代性是一个问题,但也不是一个问题,至少不是一个可以说得清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