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正像新时期以来许多被引进过来的批评一样，曾经是十分热门的批评理论。但是，它和许多新批评一样，开头的锣鼓敲得很响，后来的声调却慢慢地趋于式微。不过，文化批评确实是有着无限前景的批评。

有关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每一种都多少贴近些核心内容，但又无不有所“延异”。其表述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广义文化论，一种是狭义文化论。广义文化论是指人类所有的知识和学问，狭义文化论是指一个民族或一个种群的价值追求。广义文化论的外延无限宽广，它可以指称所有人类创造的知识产品。狭义文化论则内涵精深，它专指一个民族或种群之区别于其他民族或种群的特殊品格。

由于广义文化论和狭义文化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文学领域中展开文化批评时就必须有个选择：是使用狭义文化论还是使用广义文化论？广义文化论其实并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理论体系，当泛泛地议论人类的智慧产品时，它似乎还有话可说，可是当深入到产品的内核时，它便没了自己的“文化”语言。广义文化论自身没有更多的意义扩展，对于所指对象也只是浅尝辄止。狭义文化论不但形成了自身特有的理论体系，而且构筑了自己特有的研究方式。狭义文化论在理论上的成熟性和系统性为我们在文学领域里开展文化批评提供了充足的依据。比如用价值论的眼光阐释《浮士德》，我们能从那里看到比较保守的德国是如何在启蒙主义浪潮中、在狂飙运动中与整个欧洲保持同步的，即他们是如何在解构神权的统治中追求人性的解放和自由的。正是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型——由崇仰神性到崇仰人性，让我们窥视到了他们期待创造新世纪的新文化精神。他们把权威当做是一种压迫，一种对自我的遮蔽，由此产生了一种布鲁姆所说的“焦虑”或冲动，就是急欲走出阴影，超越前辈大师。正是这样的审美价值追求和创作模式的规约，促使欧洲文学不断走向世界文学的制高点。

文学与文化批评之间的沟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文化批评比文学有着更广阔的空间。文学可以把人类的每一种行为当做自己的描摹对象，文化批评的触角则能够伸入到人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所有文学对人类各个方面生活的摹写，都可以用文化批评的视角予以观测。所以，文化批评在文学领域能够找到广阔的空间。

文化批评在文学场域的施为可以是宏观的审视，也可以是微观的扫描。宏观审视能够窥探到某个民族或某个国度在一段时间里的文化精神，也能够捕捉到一个作家对特定文化品格的追求。微观扫描则是从具体的文学细节中提炼出某种具有深层意义指向的价值追求。

文化批评经常采用比较的方法来区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特性。对于文学的切入，这种文化的比较同样具有很大的可行性。把英国小说《简·爱》《傲慢与偏见》与中国五四前后的小说《伤逝》《莎菲女士的日记》《寒夜》和话剧《雷雨》相比较，可以离析出两个民族文化中女性决然不同的文化品格。简·爱、伊丽莎白无疑是典型的现代女性，她们在婚恋中十分自尊又倚重平等。可是在中国作家笔下，不管是子君、繁漪，还是曾树生，无一不依靠男人而生活，她们表面上被称为现代女性，实际上跟简·爱、伊丽莎白相比，离现代性还差得十万八千里。由此，我们可以洞察到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化谱系，他们的写作在外表前卫的遮掩下有着旧有传统的明显的烙印。他们的写作也反映出一个民族文化在裂变时期通常都会出现的鱼龙混杂、牛头马面，以及各种文化纠结在一起的复杂现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语言符码和符号系统。文学是用语言来创造审美情境的艺术，所以对文学的解码，最理想的语言也是审美的、文学批评的。不过，文化批评与文学之间是有间隔的，对文学进行适当的文化研究是必要的，但若把它当做惟一，必然会引起文学的反弹和推拒。

不过，还应看到的是，文化批评和文学的接壤边界较大。文化批评具有一定的叙事性，在这方面与文学比较接近。文化批评作为一个学科毫无疑义要靠着概念和推理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不过这些概念多半要借助事实来搭建，当把文化批评的研究切入到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时，文化批评不仅不是对文学叙事的破坏，反而恰好是应和。文化批评以更简练的语言来叙述文学作品中的“原故事”，同时仍然保留“原故事”的审美特性和语言魅力。

文化批评和文学还有一个交汇点，就是讲求新鲜性和趣味性。古往今来的文学经典都以撰写诡谲奇特的故事见长，正是通过这些诡谲奇特的故事，文学才能铺展出一个人物的特殊命运、一个社会的世态人情。文化批评和文学虽不同宗，但在人类生活的摄取点上却和文学具有同源性，那就是追求个别性、特异性。文化批评所关注的对象同样是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当文化批评把目光移入到文学领域时，其抓取的自然也是那些表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独特风情习俗的镜头，或人物极具个性化的行为。

综上所述，在文学领域中，文化批评能更多地保持文学本身所特有的魅力。它虽不是纯粹的审美，却能从趣味性的研究里散发出相应的韵味。缘此，文化批评能够更贴近文学，也更为文学所容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