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来看“形式”。我一直把它看成是儿童文学里最好玩儿的要素之一。换句话说，儿童文学的形式有时候是等同于儿童文学内容的，因为那种津津有味的游戏感，颠覆、切割、重组以及循环往复，就像是儿童们玩得兴致勃勃的沙地、橡皮泥抑或调色板，根本就不需要标榜所谓“实验性”，它就是儿童的生活状态和内心世界，难怪J.K.罗琳感慨“罗迪·多伊尔绝对是个天才”，那本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的《罗佛拯救了圣诞节》，让文字轻易变成想象和魔术的炸弹，又如同特兰斯特罗默所描述的“落在内部的倾盆大雨”，是那么恣意酣畅，狂放不羁。

因为好玩儿和兴趣，近年来我惟一专注的写作是《儿童时代》的专栏《沐阳上学记》，这个作品的主人公是9岁的儿子李沐阳，我的“形式主义”的专栏已伴随这个三年级男生3年时光，每月3000多字匀速前进——而这也是被我自己称之为最认真也最快乐、最轻松也最焦虑、最心无旁骛却也最忧心忡忡的一次写作——它是儿童诗歌、原生态小说与一个妈妈的教育手记的超文本链接，是以口语游戏，儿歌、合唱、田野调查、身体扮演、信手涂鸦、现场讲述、舞台间离甚至是电影蒙太奇、地方戏曲的形式，展现一个孩子的生活现实。它在结构上确实是有点儿奇特和与众不同，而且毫无疑问，它和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读物或者儿童教育类书籍有很大区别，且并不是它们两者的简单拼合，其中蕴含的个人化和民间性是兴之所至的。对于传统写作方式，它们是另类的，但它们是真诚的，这种写作方式和过程很是愉快、好玩儿，就好比是一种暂时的自我逃逸方式——“let’s play a hooky today”（让我们逃学吧），是用一种颠覆性的手法和空间形式替代原有的规范和程序，对我个人来说相当有意思也相当有意义的一幕或许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现场”。前年的春天，班马在浙师大我个人的儿童诗研讨会上有个长长的讲演，其中一句问话让我印象深刻：“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我们怎么找到一个合适的载体，将诗歌的这种词语、现场以及仪式感重新复兴？”

这真是一语中的。班马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先锋，他谈到的儿童文学发展的“综艺”化（注：非片面理解的娱乐化的综艺形式），那对于儿童文学来说是不是代表了未来某种文学的发展方向？而当他说到“集体扮演”，说到儿童文学的“现场仪式感”，我想，它们的确深深击中了我自己。这些让我怦然心动的词汇，也是近年来似乎离我最近的生活与词汇，拙朴的，喜感的，引人入胜的，狂欢的——“现场”。

“现场”这个词是多么鲜活多汁，对于彼得·布鲁克来说那或许就是永生的“空的空间”，包含无穷尽的可能和假设、虚拟和想象，同时那里是现实的表情、梦幻和身体感觉，是好玩中的好玩——这也是我近年在小学进行的戏剧与儿童文学沙龙实验的收获之一，以欧美“教育戏剧”和创造性戏剧的观念为主导，在现场和孩子们一起即兴创作和表演，和他们一起找到诠释与释放自己的动作、趣味、诗意与想象力，而这一切原本都是被静止地安放在文字中间的。

这学期有一些课是根据我的叙事长诗《蚂蚁恰恰进行曲》改编的戏剧小品，孩子们进行现场的分组讨论、商量和设计角色，不要说蚂蚁，连一棵梧桐树的站立和发抖、一把吉他的发音都会有无穷尽的表现可能，让人忍俊不禁，而至于那个跛腿瓢虫的101种跛法，那个演蜗牛的孩子，穿上带蜗牛壳的服装，简直慢到连自己都快睡着了……“现场”似乎总是有无边的快乐在等待想象和创造来点燃。于是，单纯的儿童戏剧观念被解放了，我们都回到身体和词语之间的最本能的感觉和互动，艺术形式之间的呼应和转换也更为开放和多元化——当然，这个渠道的打开是需要花工夫的，这工夫就是要肯花笨的力气去慢慢领悟和实践。这个“慢”，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词语。

“慢写作”，可以说是我这两年的写作和生活的核心词语。最初是自己刻意推掉一些出版邀约和命题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然放缓的节奏——对我来说一年匀速地写5万字左右的作品是适合并且享受的，写作的快慢其实都是我们自身的感觉，就像幸福感一样，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并不认同歌德对雨果的指责，他在《歌德谈话录》对雨果的大量快速的写作提出过质疑。不过，对我而言，我会向老雨果致敬，为他那铺张的激情和才情；我也更会向老歌德致敬，他耗尽毕生心血写作《浮士德》60年，那真是一个伟大作家为至美至善而战的最卓越的长度了！

至于说我自己，舒适而松弛的写作状态，永远新鲜的好奇心，在好玩中保持适度的创作压力——灵感是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迸发的。于是当我亦步亦趋，记录并呈现那些充满真实的、新鲜质感的生活细节时，我也正在成为一个孩子的记忆和话语：“我的妈妈会像狮子一样吼叫，也会像绵羊一样温柔”——我们不得不说，是真正的生活，而并不是艺术让一个女人变得丰富和好玩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