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北京人艺的戏，半个多世纪了。自己也从上一世纪50年代末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新世纪过去了12个年头，连从小就看人艺演出的女儿，都已经人到中年了！
正是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我们不断接受着人生的和艺术的教育。我们一向把北京人艺的舞台当做自己的课堂，几代艺术家，都应当是我们的老师；虽少长有别，其闻道也，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正是由于他们的奉献与创造，北京人艺走过了艰苦卓绝，同时又是辉煌的、胜利的60年，赢得了举世公认的国家级戏剧艺术殿堂的荣名。所以，我们衷心地感谢他们，像所有从他们的创造中获得满足和启迪的观众一样。
戏剧史上，曾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的名言。其实，在我们的心目中，北京人艺也是“说不尽的”。60年辛勤攀登，60年风雨沧桑，无论从哪一点切入，都有做不完的大文章。然而，我们最想说的，还是：大写的人民，大写的人。
人民，作为标识，像延安的宝塔山，像北京的天安门，像南京的紫金山，像西安的大雁塔一样，镶嵌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耀眼的位置，当然是大写的。在人艺艺术家的心里，在万千观众的心里，都永远是大写的。
北京人艺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党领导之下的一块戏剧艺术的园地，在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直接关怀下，一直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作为自己坚守不渝的方向。最初策划北京人艺建立的后来被尊称“四大巨头”之一的赵起扬，就是专门做党的工作的。这是一位口碑甚好的懂艺术、爱艺术、懂艺术家、爱艺术家的党的贴心的领导者。正是他，与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等泰斗级的大师们一起携手开拓，知人善任，敢于担当，奠定了北京人艺的艺术传统和方向。在这已经传承了60年、传承了一个花甲轮回的传统和方向中，人民始终是大写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人民的生活，特别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惊惧愁，他们的疾苦与希冀，永远是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从事创造的沃土和获得灵感的源泉。从剧作家，到导演、到演员、到舞美工作者，到配乐、道具、化装、灯光等全体演职人员。60年来，大家自觉坚守的正是这一点。北京人艺艺术之树之所以常青，原因就在这里。“人生大舞台，舞台小人生”。北京人艺的舞台始终与人民血脉相通，艺术家们的心，无时无刻不系念着国运民瘼。同声相应，回气相求。人们看到的是自己命运的真实呈现，得到的是人生的启迪、智慧和力量，他们当然会把人艺的艺术家看做自己的知音、知心、代言人，当然会热爱他们。所以，人艺的舞台并不小。
《龙须沟》是北京人艺的开基之作，剧作家老舍写的是北京下层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表现的是他们新旧社会两重天的生活对比。老舍是熟悉这个题材，熟悉他笔下人物的命运的。为了演好这个戏，在导演焦菊隐的指导下，演员们认真地深入生活，写深入生活的日记，写人物的传记。排演更是认真的，演出引起了轰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个戏的成功，是北京人艺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艺术风格的开山之作，是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扬帆远航的启锚点。包括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和奠基者焦菊隐在内的艺术家，正是从这里走向他们各自艺术人生的辉煌，并锲而不舍地朝着话剧艺术的世纪颠峰攀登。在这出戏里，人民当然是大写的。
仍然是由老舍编剧的《茶馆》，在更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政治历史背景下，深刻地令人战栗地展示了清末民初直到解放前夕几十年的以王利发茶馆为中心的各色人等的命运，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悲剧命运。国运偃蹇，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那个时代不配、也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戏剧在三个老头撒纸钱凄绝人寰的低沉的吆喝声中，在王利发走向生命终点的自我了断中，落下了大幕，为那个黑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唱了挽歌。《茶馆》以其巨大的思想容量和文化历史内蕴，以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成熟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攀上了上一世纪中国话剧艺术的峰巅，也是上一世纪人类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之一、重要经典之一。有了这出戏，北京人艺演剧学派，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当之无愧的国际戏剧舞台上的风格流派。在这出悲剧的经典之作里，人民依然是大写的。
经过10年的“文革”浩劫，北京人艺以《丹心谱》而重新亮相于首都和全国的话剧艺术舞台。这部由苏叔阳编剧，由梅阡执导，郑榕、于是之等主演的作品，因为吹响了整个文艺界现实主义回归的号角，反映了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特别是“四五”运动遭到镇压后山积的愤懑情绪，还有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导演梅阡是北京人艺现实主义风格的支柱性人物之一，他要求演员一踏上舞台，就要把生活带进来。什么生活？人物生存于其中的、真实的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这出戏的主人公方凌轩、丁文中等都是知识分子、医生，他们是人民群众中专司思考的部分。敏锐的观众，正是从人艺舞台上那嘹亮的号角之中，听出了人民的心声，听出了一个新的大时代到来的脚步声。
由刘锦云编剧，刁光覃、林兆华执导，林连昆主演的《狗儿爷涅槃》，是新时期北京人艺舞台上一出带有标志性的剧作。它的基本精神和艺术风格取向，仍然是现实主义的，然而为了凸现人物内心复杂、矛盾的层面，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中写意的成分，而且大胆融入西方现代戏剧的表现手法。它是整个文艺领域文化寻根、文化反思在戏剧舞台上的先导性成功之作，形成我们称之为世纪文化反思大潮的先河。这出戏通过对狗儿爷个人命运的反思，在文化心理层面上展示了广大农民几十年间的历史命运，剖析了这一命运深刻的悲剧性。在这个戏里，人民（农民）依然是大写的。然而在扩展了的文化视野里，艺术家们不再把曾是贫农的狗儿爷和地主分子祁永年看做绝对对立的两极，而是以祁家大门楼在狗儿爷心目中所形成的隐秘然而根深蒂固的象征性情结，看出了两个人物在人性层面上的相通。从对人物单一的阶级典型的把握，进入人性深层的开掘和把握，至少从艺术上，这已经是人的大写了。从文化反思的角度看，《狗儿爷涅槃》与徐晓钟导演的《桑树坪纪事》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带有悲剧性，但《狗》剧更深邃些。
进入新世纪，北京人艺把陈忠实的《白鹿原》成功地搬上了话剧舞台。作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面世，要晚于《狗儿爷涅槃》和《桑树坪纪事》。《白鹿原》可以代表上一世纪我国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它从根本上颠覆了以往居于主导地位的唯阶级斗争的叙事模式和极端的政治叙事模式，把前后绵延半个世纪的白鹿原上所发生的人物命运的沧桑变迁，还原到大的文化历史框架中加以展示。《白鹿原》从其面世之日起，就充满了激烈的争议。然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北京人艺的话剧《白鹿原》，经过孟冰的编剧，林兆华的导演，濮存昕、宋丹丹等的演绎，用的是古老的关中方言，又引入了古老的老腔音乐和秦腔伴唱等元素，更加强化了原作的传统文化要素和厚重的悲剧感和历史感。《白鹿原》是世纪文化反思在文艺领域的经典名作。正是在对白嘉轩、鹿三、鹿子霖、黑娃、小娥命运的呈现、反思和拷问中，在对人性的剖析中，才真正从思想的层面上有了大写的人。
对于北京人艺来说，大写的人民和大写的人，是互相联系并且互为表里的。大写的人民，不仅表现在题材的选取上、普通民众形象的塑造上，而且表现在对观众的尊重上。因为为人民服务，在剧场，就只能具体化为为观众服务。没有观众，观众不买账，不欢迎，你这个剧院根本就无法生存，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呢？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不是简单地把观众放在看戏的位置，当做戏剧创作的旁观者对待的。在他们眼里，观众既是他们创造成果的欣赏者和价值论定者，更是创作过程的参与者、互动者。按焦菊隐的戏剧创作理论，他从一开始就把观众的创造包括在内，因此他要求演员的表演要让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看得见听得清。
人民，是一个变动的、历史的概念。但无论怎样变化，也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民都由其社会成员的大多数组成。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的实践，最终推动着历史的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大写的人民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根据，即哲学的认识论的根据。
在北京人艺60年的创作实践中，对观众的重视、尊重，已经形成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在几代艺术家中承传不歇。他们注意做观众调查，收集戏剧演出后的观众反馈，还专门成立了北京人艺之友联谊会，办过《人艺之友报》。焦菊隐提出观众参与创造的理论，比西方现代接受美学的提出早得多，而且是作为话剧民族化的重要理论支点。
我们说，在北京人艺的艺术舞台上，大写的人民，大写的人，始终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就人的社会性的一面说的。但人又是一个个活的、独特的生命体。无论从社会性的一面说，还是从生物的、生命的一面说，人性都是丰富的。只有把人性的无限丰富性呈现在舞台上，人才是大写的。
从艺术创造的一极来说，60年来，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按照现实主义的理论，从编剧、导演、演员到全体演职人员，都把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放在首要的地位。一出戏是否成功，成功到什么程度，就看它有没有、有几个人物形象让人难忘。而整个作为演剧学派的北京人艺，它在20世纪和新世纪戏剧史上的地位，就是以它所成功创造的人物画廊为标志的，没有这个画廊，就不会有名震遐迩的北京人艺。同理，对于演员来说，他们荣名，也是由他们所成功创造的人物形象为标志的。比如，如果没有程疯子、老马、王利发、丁文中、魏勒等形象的成功塑造，就不可能有表演艺术家于是之（他自称“演员于是之”）；如果没有蔡文姬、侍萍、林达、芳西雅等形象的令人难忘，人们也决不会长久地记住朱琳的诗性表演；如果没有“大头兵”李国瑞、曹操、越王勾践等形象的独特面貌，刁光覃颇饶理趣并且干净洗练的表演风格也很难给观众留下难忘的印象；如果没有李白、曹植、焦大星、周萍、汉姆雷特典型形象的成功扮演，濮存昕也就不可能成为许多观众心中的偶像……总之，在北京人艺艺术家们的心目中，人民永远是大写的。无论是正面的人物形象，还是普通人的，甚至反面的人物形象，都是在大写的人的宗旨下被塑造、被呈现的，而艺术家们也是在塑造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向着真善美的界域，提升着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变成大写的人。走出剧院的人，受到了心灵的净化与提升，也想把自己建构为大写的人。
大写的人民，大写的人！这就是纪念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时，我们最想说的话。